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每一个人从出生就被设定好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遵循着同样的口号，踏着同样的步伐，却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享受着哲学王送来的食物，乘着电梯就能到达“极乐世界”，这有什么不好呢？除非我们明白这样的幸福是“被幸福”的。人类能绵延至今，并非是因为整齐划一的集体程序化生活，而是我们有充沛的感情，去爱生命，去创造幸福。

围棋选手柯洁曾和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展开人机大战，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并积极地认为未来发展必须要依靠人类和科技的共同合作。正如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表示：“比起人工智能使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向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一旦感性情感缺位，我们和人工智能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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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先生说：“爱才是生命，然后生命才能爱。”人与人的不同其实就在于彼此建立起的价值观：“爱”是什么？要如何“爱”？我们过往的生命经验如同层层叠叠的浪花，后一朵依然带着前一朵的推力。因此，面对同一事件的发生，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人也有不同的应对。关于人的死亡。哲学家叔本华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生命在细节处才显现出其喜剧性质，但所有人的宿命都是走向死亡。人生如同怒海行舟，千方百计地避开暗礁和漩涡，也将必不可免地船沉海底。尼采却从宇宙观乐观来看，创造前必然伴随着毁灭，死亡的意义就在于人进入了宇宙的“永恒轮回”，个人的消沉寂灭说不定是未来伟大创造的前提和铺垫。价值观的不同源于各人累积生命经验的长短、深浅或面向的不同，而我们需要接受和包容多元的价值取向，爱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才不至于被同化，才能成为世界中独一无二的生命体。

加缪“相信对话，相信真诚”，却依然把沟通认作是人与人的羁绊，因为他知道在对话中感到自在是极其难得的。人与人工智能的不同就是能把这个过程当作是思考，在对话中发现并创造价值，而非机械地回应。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一切道德都要建立在“同情心”上，更准确地说，这是“同理心”，是一种共情，是一份“爱”。放在沟通中，也就是不要试图以观点压制观点，或妄图以几句话来摧毁对方已沿用多年的价值观，这必然造成强烈的回应，甚至反抗。我们习惯用“我以为”来表达看似中立的观点，却只是诠释了自己潜意识里是站在什么角度看待这件事的。真正的“同情心”是尊重对方的观点，设身处地地去看看他过去的经历，以及未来正面临的境遇，说不定能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份选择。这世间，人本就是各自下雪，各自有各自的隐晦与皎洁。是“同情心”把我们连接到一起，以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理性精神少有，但感性泪水更难得可贵，它是乡愁，是爱，是未来。怀揣着各人的价值观，拥抱着珍贵的同情心，让我们和科技一起共同见证并参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