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史记》之前，伍子胥的故事经过战国中期诸子和汉初文景时期典籍的演绎，逐渐丰富。另外，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的《穷达以时》、湖南慈利县石板村36号战国楚简、张家山汉简中《阖庐》的文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的文景时睡虎地汉简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从内容上看，这些资料大致分为复仇与忠直两大主题，而以复仇为主。

伍子胥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他的复仇包括遭难、逃亡、伐楚、入郢等，前后历时十六年。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左传》以及郭店简的《穷达以时》、慈利战国简《吴语》等，而以《左传》最为全面。司马迁以《左传》记载为线索，参以其他典籍，写成《伍子胥列传》的相关内容。

关于伍子胥遭难，《左传》的记载周全而细致。费无极（忌）是“楚之谗人”，也是伍子胥遭难的始作俑者。昭公十九年载，费无极因无宠于太子建而生嫉恨，遂唆使楚平王自娶本应嫁给太子的秦女，又设计使太子居城父。昭公二十年，费无极挑唆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子胥、太子建。在生死时刻，伍尚对弟弟伍子胥说：“我能死，尔能报。”父亲伍奢闻伍子胥出逃后说：“楚君、大夫其旰食乎！”为复仇埋下了伏笔。《吕氏春秋·慎行论》载“荆之谗人”费无忌与《左传》类似。汉代相关材料最显着的变化是伍子胥变成主角，并增加了拒捕的情节。睡虎地汉简J136、J137、J138、J135排列，包含了楚平王派使者杀伍子胥、伍尚以及伍子胥出亡的情节，且有“五子胥介胄执弓矢以见使者，曰：‘介胄之士……’”的话。司马迁采用了《左传》等史料，将伍子胥变为主角，并把拒捕写成“贯弓执矢向使者”，简洁有力。

关于伍子胥逃亡，《左传·昭公二十年》只“员如吴”一句话。《吕氏春秋·异宝》有子胥登太行而望郑、许公指路的情节。睡虎地汉简J100也有“登泰行之山”的情节。出昭关、乞食始见于《战国策·范睢至秦》，《韩非子·说林上》有“边候得之”的渲染。遇江上老人始见于《吕氏春秋·异宝》。睡虎地汉简J101、J102、J103、J104也有一个完整的遇江上老人的故事，与《吕氏春秋·异宝》有所不同。伍子胥至吴，《吕氏春秋·首时》有在人引荐下两见公子光之说。睡虎地汉简J134、J133、J132、J131大致可见子胥至吴后引人注目，而后见公子光的情形。这些材料，司马迁酌而用之。

伍子胥治吴兴吴，《左传》不载。《吕氏春秋·尊师》载阖庐以子胥为师。睡虎地汉简J106载“……□曰卫士卒诸侯执斧桎以下无敢不听五”，J107载“……□令而治国不出三年尽得吴囯之众吴因兴”。这虽不见于《伍子胥列传》，但是他复仇的必要环节。

伍子胥伐楚，《左传》多载。昭公三十年载，子胥为阖庐制定了对付楚国的战略，“楚于是乎始病”，自此以后无岁不有吴师。三十一年“始用子胥之谋”，定公二年吴以“多方以误之”的战略败楚。这些是柏举之战、伍子胥入郢的前奏。

伍子胥入郢兑现了他“我必复楚国”的誓言。关于柏举之战，《国语·楚语下》《左传·定公四年》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国语·楚语下》不提伍子胥，《左传·定公四年》仅在追叙中提及。二书似乎更强调郧公辛说服其弟怀不能因楚平王杀了父亲，就乘乱杀楚昭王以报仇。细味文意，都似不以伍子胥复仇为然。之后的典籍出现了鞭坟。《榖梁传·定公四年》：“易无楚者，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吕氏春秋·首时》载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淮南子·泰族训》《新书·耳庳》等亦有记载。此外，睡虎地汉简又增加了楚昭王向伍子胥求和：J108（……王已死其后子曰昭公昭公将率千人以亡）、J130（……□胥胥勇且智君必纳之昭公乃令人告伍子胥曰昔者吾）、J129（……有智今子率众而报我亦甚矣然而寡）、J128（……丘虚宗庙社稷乎吾请与子中分国矣）、J127（……□贵为名名成则昌必入之矣五子胥报于使者）、J109（……之矣杀其父而臣子非是君之臣也父死焉子食焉非），隐约透出楚昭王逃亡、想以中分楚国为条件召回子胥遭拒等信息。这些在《伍子胥列传》中演化成“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成为全文的高潮。

伍子胥是历史上公认的忠直之臣。其忠直秉性源于家族，显于对夫差的进谏和含愤自杀。相关事迹以《国语》《左传》的记载为最早、最详尽。慈利竹书《吴语》有零星记载，其他典籍也有补充。司马迁以《国语》《左传》为基本内容，互参诸书，写成《伍子胥列传》的有关内容。

伍子胥的家族以忠直显。其家世，以《左传》记载较为系统。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伍子胥曾祖伍参力劝楚庄王与晋战，楚得以霸。襄公二十六年载，子胥祖父伍举被逼出逃晋、郑而思楚，有忠诚的品格。昭公元年又载，伍举为楚公子围（后为楚灵王）迎妇于郑，办事果敢。又《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吾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寄忠直于高远见识之中。这样的家世对伍子胥影响深远。这也是《伍子胥列传》开头几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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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谏主要体现在吴越、吴齐问题上。在吴越关系上，《吴语》《越语上》《左传·哀公元年》都详载伍子胥反对夫差答应越国讲和的谏辞。慈利竹书《吴语》有一句伍子胥的谏辞“使淫跞于诸夏之邦”，与《国语·吴语》“使淫乐于诸夏之国”相合。在吴齐关系上，伍子胥指陈利害，劝夫差把力量放在对付心腹之患的越国上，而停止北上伐齐。《国语》与《左传》的记载类似。这些谏辞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可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概括以上材料，写成有关谏辞。

含愤以死，《国语》《左传》的记载略有差别。《国语·吴语》载夫差伐齐成功之后，侮辱伍子胥。子胥怒斥吴王所为乃“亡之阶也”“命之短也”，并请先死。“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怒斥、预言、先死，体现出其忠烈刚直。《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子胥自齐下战书归来，夫差赐属镂之剑，含愤以死。《国语》的“先死”，变成“赐死”，且增加了“树吾墓槚”，大大突出了悲剧气氛。此外，慈利竹书《吴语》也有“□者鸱夷而投者江吴王”，与上引《吴语》合。《吕氏春秋·知化》补充了有关记载，突出了子胥的烈丈夫性格和死后的悲壮，增加了“抉其目，着之东门”和夫差“乃为幎以冒面死”的情节。在这些记载的基础上，司马迁以《左传》为基本内容，采用了《吴语》“悬目”和“盛以鸱鴺”之言，而改“王愠曰”为“吴王闻之大怒”，写成《伍子胥列传》有关内容。

伍子胥的复仇和忠直，在战国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迅速发酵，构成伍子胥故事的两大支柱。在汉初“过秦”思潮和注重典籍、着述的背景下，伍子胥故事在已有的框架下进一步发酵，体现为两点：一是资料更全面系统，一是空前突出了复仇。如贾谊《新书·耳痹》以复仇为主调叙述了伍子胥一生。睡虎地汉简，从J94到J134系统地记载了平王将杀伍奢，又听信奸人之言，招伍子胥兄弟二人，伍子胥不从王命，曲折逃入吴国，治吴兴吴，后率吴师入郢，楚昭王令人与伍子胥交涉等。两次发酵成为司马迁集大成的基础。

综上，伍子胥复仇、忠直都有典型性，在历史上影响大，记载多。司马迁通过梳理选择有关材料，按既定的宗旨与体例，深切着明地把整个过程叙述出来。梳理选择材料的过程是《伍子胥列传》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具体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

（任刚，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