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里住着个“恶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着，压抑着，偶尔能被释放出来，重的形成暴力，轻的可能是个恶作剧。为了释放，自然产出了笑话，相声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心理需要。

对比一下现在的剧场相声和当年的广播、电视、晚会相声，就会发现剧场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为它要把那个“恶魔”彻底赶出窝来，这不但有赖于甲——进攻方的充分使坏，还得靠着乙——防守方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的组合。

最近看郭德纲、于谦的一个视频，郭德纲说于谦遛狗，出门二十分钟又回来了，于问：“遛完了？”郭答：“忘带狗了。”这时于谦有几种接话方式：表示重度不满的“去你的”！表示轻度不满的“没听说过”！表示委屈无奈的“像话吗”？而于谦的回答却是：

这不就是遛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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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甚妙，一方面于谦主动增强了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力度。另一方面也是更微妙的一点，于谦暗示观众，我本人都没拿这种折磨当回事，你又何必对我感到同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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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观众，郭德纲经常说些安抚语言：“玩笑归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师，于老师出道比我早，艺术和人品都比我高，我们是好兄弟……”仿佛一团和气，然而话内一旦冒出机锋，观众立刻切换入幸灾乐祸的状态。说穿了，相声本质上就是演员付出牺牲，给人一个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机会。

弗洛伊德说，你心里的妖孽有多强大，决定了你需要为看守这个妖孽付出多少能量，也决定了你能从嘲笑别人中获得多大的快感。同情心强的，笑得克制些，反之笑得狂放而邪恶。有时候，看于谦一副幽怨状地望着台下一张张笑脸，眼神里的意思好像“你们都是坏人”。这是真相，每个妖孽同时伸出头的一瞬间，我们都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