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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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那是个老驴拉磨的年代,由于冥冥中的一个机缘,我当上“挣工分的教师”。
我们的学校并不大,是典型的“N+1”模式的村小学。“N”者,六个老师六个班,那个“1”当然就是老太太校长了。那时学校没有电铃,指挥全校师生作息时间的就是吊在办公室屋檐下的那块铁。学校规定:值日老师负责敲铁,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放学敲五下。敲铁的姿势,男女老师大致一样:一手捂住耳朵,头偏向一边,一手握住榔头,大臂一挥,清脆的声音立刻在学校上空飞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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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放寒假的一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轮到我当“首席执行官”,瞧瞧墙上的挂钟,上课的时间到了,我拎着榔头,首先走出办公室,其他的老师鱼贯而出。此时,在操场上嬉闹的孩子们野马归槽似的跑进教室。正当我举起榔头的时候,只见学校大门口走来一位小男孩儿。棉衣,棉帽,棉口罩,只剩下两只眼睛观望着一片白皑皑的世界。他不就是我班的刘刚吗?他顽皮、好动,是个天马行空的淘小子。见此情景,我真想惩罚他一下,然而,我犹豫了。没有那样做,而是示意他快点走,不然就迟到了。刘刚明白我的意思,便加快了脚步,当他跑进教室时,我才举起榔头,“当——当——当”敲了三下。
我笑盈盈地走进教室,捡起前排学生打闹时摔在地上的文具,用手帕擦去灰尘,轻轻地放在课桌上。抬头那一刻,我看见刘刚面带赧色,已经坐得端端正正了。他的表情和神态告诉我——今后再也不迟到了!
转年秋季开学,老校长让我教四年级。新学期,新老师,新课本,课堂上一片新感觉。整个一节课,讲解,朗读,提问,板书,我非常卖力气。“不知东方之既白”,下课的时间到了,我还在兴头上,刹不住“车”,轮到我敲铁,竟然给忘了。
老太太校长批评了我,她在教师会上严肃地指出:“上课不能在教学内容上画蛇添足,更不能在教学时间上冗长拖沓。拖堂,表面看教师在尽心尽职,牺牲自己为学生服务,而实际上是好心做了坏事,对学生危害极大。究其原因,小而言之,是教师缺乏时间观念,对课堂教学时间安排不当所致;大而言之,乃教师的教育观、师生观、课程观的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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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为了避免拖堂,我上课尽量做到像古人论述写文章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那样,开头美丽,中间浩荡,结尾响亮。就拿结课来说吧,我突出两个字,一个是“短”——要言不烦,干净利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用尽量少的话语使讲课的主题得到升华;另一个是“快”——“快刀斩乱麻”,紧扣目标,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严格掌握时间,按时下课。如果确因某种情况实在讲不完,我就来一个像古典小说那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学生带着问题下课,使他们欲罢不能,课后自己去思考。轮到我值日,便快步走出教室,“当——当——当——当”,敲四下铁。
时光飘逝如飞,物换星移,转眼间,到了1977年。这一年于我而言,实不寻常。“乡村土八路”的教师生活结束了,我将赴外地上学。
最后一课,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末的下午,太阳从高高的窗口斜斜射入教室。我全身被阳光映照着,仿佛披上一层金光。学生坐在斜阳浅照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该下课了,也该放学了,我慢慢地合上书本,又轻轻地收拾好教具,百感交集地站在讲台上。目光中掠过一丝惊讶,学生的眼圈怎么都红了?大概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六年了,日出日落,我在这所村小学教了六年书,敲了六年铁,每当看见孩子们那活泼鲜亮的身影,我的心底就泛起幸福的涟漪,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最后,我还是走出教室,拿起那沉甸甸的榔头,在铁上“当——当——当——当——当”敲了五下。
40年过去了,匆匆的岁月在我生命的年轮上记下了65道印痕。吊在村小学办公室屋檐下的那块铁,常常萦绕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