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那是个老驴拉磨的年代，由于冥冥中的一个机缘，我当上“挣工分的教师”。

我们的学校并不大，是典型的“Ｎ＋1”模式的村小学。“Ｎ”者，六个老师六个班，那个“1”当然就是老太太校长了。那时学校没有电铃，指挥全校师生作息时间的就是吊在办公室屋檐下的那块铁。学校规定：值日老师负责敲铁，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放学敲五下。敲铁的姿势，男女老师大致一样：一手捂住耳朵，头偏向一边，一手握住榔头，大臂一挥，清脆的声音立刻在学校上空飞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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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放寒假的一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轮到我当“首席执行官”，瞧瞧墙上的挂钟，上课的时间到了，我拎着榔头，首先走出办公室，其他的老师鱼贯而出。此时，在操场上嬉闹的孩子们野马归槽似的跑进教室。正当我举起榔头的时候，只见学校大门口走来一位小男孩儿。棉衣，棉帽，棉口罩，只剩下两只眼睛观望着一片白皑皑的世界。他不就是我班的刘刚吗？他顽皮、好动，是个天马行空的淘小子。见此情景，我真想惩罚他一下，然而，我犹豫了。没有那样做，而是示意他快点走，不然就迟到了。刘刚明白我的意思，便加快了脚步，当他跑进教室时，我才举起榔头，“当——当——当”敲了三下。

我笑盈盈地走进教室，捡起前排学生打闹时摔在地上的文具，用手帕擦去灰尘，轻轻地放在课桌上。抬头那一刻，我看见刘刚面带赧色，已经坐得端端正正了。他的表情和神态告诉我——今后再也不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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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秋季开学，老校长让我教四年级。新学期，新老师，新课本，课堂上一片新感觉。整个一节课，讲解，朗读，提问，板书，我非常卖力气。“不知东方之既白”，下课的时间到了，我还在兴头上，刹不住“车”，轮到我敲铁，竟然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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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校长批评了我，她在教师会上严肃地指出：“上课不能在教学内容上画蛇添足，更不能在教学时间上冗长拖沓。拖堂，表面看教师在尽心尽职，牺牲自己为学生服务，而实际上是好心做了坏事，对学生危害极大。究其原因，小而言之，是教师缺乏时间观念，对课堂教学时间安排不当所致；大而言之，乃教师的教育观、师生观、课程观的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

从此，为了避免拖堂，我上课尽量做到像古人论述写文章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那样，开头美丽，中间浩荡，结尾响亮。就拿结课来说吧，我突出两个字，一个是“短”——要言不烦，干净利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用尽量少的话语使讲课的主题得到升华；另一个是“快”——“快刀斩乱麻”，紧扣目标，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严格掌握时间，按时下课。如果确因某种情况实在讲不完，我就来一个像古典小说那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学生带着问题下课，使他们欲罢不能，课后自己去思考。轮到我值日，便快步走出教室，“当——当——当——当”，敲四下铁。

时光飘逝如飞，物换星移，转眼间，到了1977年。这一年于我而言，实不寻常。“乡村土八路”的教师生活结束了，我将赴外地上学。

最后一课，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末的下午，太阳从高高的窗口斜斜射入教室。我全身被阳光映照着，仿佛披上一层金光。学生坐在斜阳浅照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该下课了，也该放学了，我慢慢地合上书本，又轻轻地收拾好教具，百感交集地站在讲台上。目光中掠过一丝惊讶，学生的眼圈怎么都红了？大概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六年了，日出日落，我在这所村小学教了六年书，敲了六年铁，每当看见孩子们那活泼鲜亮的身影，我的心底就泛起幸福的涟漪，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最后，我还是走出教室，拿起那沉甸甸的榔头，在铁上“当——当——当——当——当”敲了五下。

40年过去了，匆匆的岁月在我生命的年轮上记下了65道印痕。吊在村小学办公室屋檐下的那块铁，常常萦绕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