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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虽死，梦想不灭——汪曾祺《天鹅之死》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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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章常以含蓄、淡远的文笔构建深厚的文化意蕴。文革之后，汪老于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天鹅之死》这篇小说写作于1980年，后来被选入他生前唯一一本自选集，可见汪老对于它的喜爱和珍视。对比汪老其他的作品，这篇小说中所蕴含的无奈、苦涩和挣扎，深深地触动了我。

《天鹅之死》主要讲述了芭蕾舞蹈演员白蕤在文革期间遭受无端迫害，身体受伤，不得不退出舞台转业当保育员。文革结束后，因为目睹北归的天鹅被偷猎者杀害的事情，使她不由自主地回首往事，再次感受未愈合的伤疤被触痛而带来深深伤痛。

在汪老的笔下，玉渊潭天鹅、芭蕾舞事业、女主白蕤这三种“天鹅”的意象交错穿插，是通联，是共鸣，也是对比。“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这个似诗似谶的句子带着徘徊往复的音乐美，牵系着白蕤的回忆。“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第一次出现，是白天鹅从北方归来，越过寒冷的大兴安岭中鄂温克族狩猎队篝火的红光，在初春的玉渊潭落脚，使带着小朋友春游的白蕤回忆起从前乌兰诺娃芭蕾舞《天鹅之死》是怎样诱发了她对舞蹈的向往。第二次出现，是白蕤回忆起她经过刻苦训练走上舞蹈家之路，像白天鹅一样在舞台上尽情展翅高飞，脆弱、高洁的美引起了“某某”这个恶心小人的觊觎，危机暗藏而不自知。第三次出现，是白蕤回忆起在文革中遭受的背门板跑步、整夜跳舞、做折损骨骼的苦工等刻意的、恶毒的、超出想象的折磨，和当时感受到的羞耻、愤怒和伤痛。《天鹅之死》这个舞蹈在这一时期，既是她理想的支撑、快乐的源泉，也是她苦难的源泉和梦想被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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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出现，玉渊潭的天鹅被偷猎者打死在黑夜之中，也暗喻着白蕤的舞蹈事业必然死去。回忆中，白蕤因为恶毒的折磨骨折了左腿，不得不转业当了保育员。这一刻，偷猎者的容貌和地包天的“某某”在她的回忆中重合起来，都是刽子手般狰狞的面孔，扼杀了美好的事物。汪老在这一段中写道：“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经过长途飞行，天鹅的体重减轻了，但翅膀上增添了力量。”白蕤的悲剧源于在冷酷的政治之冬，她不愿意做在泥土里沉睡的麦粒，选择了去做必须经历长途飞行的天鹅。这是对现实的不满，对残酷命运的反抗。

汪老的笔下，玉渊潭天鹅是一种脆弱的美的形象；女主白蕤却有所不同，她更像芭蕾舞《天鹅之死》之中的天鹅，即使濒死也想要挣扎高飞，她的美有一种坚强不屈蕴含其中。她面对红卫兵的压迫强硬抗争，虽然最后不得不退出了芭蕾舞台，但是她的美仍在发光。即使是在保育员这个“小舞台”上，她也对工作尽心尽力，用真心换来小朋友的认可——“我从前好看。”“不，你现在也好看。你的眼睛好看……阿姨，我们爱你！”白蕤的回忆是以伤痛结束，玉渊潭的天鹅是以死亡结束。可是在结尾，孩子们为天鹅而流的眼泪像钻石，化为星星挂在天上，与开头白蕤温柔对孩子们关爱的遥相呼应，使我相信，白蕤的人生绝不会以失败结束。

汪老在《汪曾祺自选集》的摘要中曾写道：“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是有一定的机缘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他又说：“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看完《天鹅之死》，我相信这篇小说的产生是源于一个内因与外因交感的机缘。文革时期，汪老必然曾经目睹过一个像白蕤这样高洁、优雅、不屈的人物在残酷的历史动乱中挣扎。对过往不幸遭遇的纪念、对人性的冷静思考与对未来生活的深入探索，大概是他创作出这篇小说的动力。

《天鹅之死》展示了晚年的汪老敢于以冷峻的态度直面苦难。因此有人认为此时的汪老已经不再追求“和谐”的创作理想。我则认为，难道摆脱无奈、直面苦难不是对“和谐”理想更直接的追求吗？人生最难得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波折、遭遇苦难仍不言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