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中国——《大国宪制》观后感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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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寻幸咨世；一直认同十分地缘决定政治，《大国宪制》第四章节“宪制的军事塑造”中，苏力教授便以地缘优劣与机会成本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中国宪制中军事角度的考量与构建，以及中西政治制度差别之原因。

华夏特色生于忧患：

中国为何一直要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力教授眼里原因：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才能确保农耕文明以高效率和高协作来对抗天灾和人祸。天灾即为中原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人祸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与突击。

当黄河水患来临，惊涛骇浪吞天噬地时，个人之力便如蝼蚁，因此团结和协作是庶民的工作，专制和大局则是庶民赋予有经验的治水者的权力。在行将决堤的豁口，庶民是不被允许有民主的，该扛沙包扛沙包，该做人墙堵住洪水便做人墙，而到滔天洪水已无法阻挡时，那么便需要顾全大局来以部分村落为代价泄洪来确保更多村庄的安全。这些事情无需赘言，二十年前的那场长江洪灾，这些仍历历在目。因此，一些家庭的主心骨因水患牺牲，一些村落因泄洪而淹没，这就需要领导者协调全局给予这些家庭和村落另一方面的补偿。

同样面对机动灵活、勇猛彪悍的游牧骑兵时，农耕文明在单兵作战能力上亦是极其下风，这就逼迫着农耕文明必须组成以建制为单位的群体来抵挡杀戮和劫掠。甚至需要在交通极为不便利的古代尽可能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来确保其他部落和村庄不受杀戮。这些都需要极强的团队协作以及组织架构，如果各村庄部落各自为战，则难以抵挡游牧骑兵的进攻，因此自上而下层层负责的管理结构便是最佳的方式。

在天灾与人祸的“共同作用”下，华夏农耕文明在没有如今之硬件支撑下，由部落开始集权，最终变成国家的中央集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恐惧的传承：

由中国历史来看，王朝的更迭虽有少数较为文明的“禅让”，但多是一次一次的流血与杀戮，流血伴随着冲突，冲突则依赖军事，当中国的新主人带着军队灭掉竞争对手时，如何以“文治”取代“武功”便是在卧榻辗转不眠的最大阻碍了。话说我们的唐太宗，便是在父亲平定江山之后没有及时削除其军权而产生的“乱臣贼子”，依靠个人所仰仗的军事力量，以武力杀兄弟逼父亲退位，虽成千古名君，但在宪制的角度实属破坏者。而军阀赵匡胤在通过自己的军事集团进行仪式性的“黄袍加身”摇身变成宋太祖后，便不愿再步“前人之故事”，于是有了“杯酒释兵权”，并依靠文官集团来治国。至今书生们仍赞许宋朝对文官的大度和善任源于的则是源于宋太祖的恐惧。

恐惧的传承并非只是对内部的文武区分，还有南北对立。当农耕文明的大中原政权稳固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恐惧则从未断绝，即使曾经的游牧民族，当他握有中原大地时，自己也不得不费尽心思劳神“平天下”这个问题。苏力教授举了一个极其有趣的例子：当满清尚处北方，()与南方明朝成攻击之势时，满族便积极与蒙古联姻，强调满蒙一家试图对中原采取联合攻势。而当满清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后，自己掌握南方大地时，攻守易势，便对北方的蒙古采取了多次军事攻势——康熙亲征噶尔丹，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乾隆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最终完成对蒙古的直接领导而不再允其享有自治。

恐惧的传承亦是宪制的构架。“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中国向来对临近地区的威胁极度敏感，中原农耕文明的最大军事威胁永远是北方游牧民族，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威胁则从近代开始变成了东方海上，这大概也是为何新中国需要一支强大海军的原因。如今航母已成，他日在黄海大东沟殉国的北洋英烈们泉下有知，也当含笑了吧。

长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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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北方游牧民族威胁，苏力教授讲到了军事奇迹长城，不同的是，苏教授以经济学的视角解读长城对中国与中华文明的作用。

巍峨的城楼和连片的城墙让游牧民族引以为优势的马匹变成了负担，这对他们的机动优势是一种迟滞。同时一旦骑兵突破防线，那么封闭的城楼又变成了他们出关的阻碍，一旦马匹载重过多，则回撤突破防线时劣势就被无限放大。因此，长城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游民民族侵略的成本收益公式。

长城既是防御工事，其实又是物流与信息流的中转站。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连片的烽火台便成了极为有效的预警装置，一旦出现敌情，便能通过烽火狼烟及时传递给其他区域进行预警防范。同时，一旦战争需要，长城联通的通道则方便军队的快速移动，比起翻山越岭的行军，在长城通道上的兵力调拨便快捷方便的多。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每个要塞的常备军，对缓解国家的后勤压力起到相当作用。

一旦发生战争，发起进攻时，长城可以作为后勤基地负责补给，军队只需在长城附近进行战略行动，大大节省了后勤部队的压力和威胁。同时一旦发生包围歼灭战，长城便成了一堵天然的包围圈，至少让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减少了一面包围圈的兵力。而防守时能作为天险关隘用以御敌，一方面可以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进行守城战，而当机动部队出击时，长城的要塞为自己的军队留出了战略纵深，游牧民族利用机动性从后方包抄的几率大减。

因此，尽管我们的历史上有着“孟姜女哭长城”般征发民夫修建长城的悲剧，但是长城从统治者的角度，能极大的节省戍守北方游牧民族的成本。苏力教授以北宋这个唯一没有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王朝为例，由于华北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导致北宋一直受到边患的困扰，如果不使用“檀渊之盟”来求和，连年战乱的损耗将会更为巨大。或许我们也可以脑补一下，青史留名的杨家将，如果背靠长城要塞，是不是又是一段“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美传？

为何“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这句话向来是我国屁民自黑而用，然而当我读此书完第四章节之后，我突然被这句话给说服了。我们常常艳羡西方之民主制度，然而苏力教授告诉我这泱泱中华如果是以欧洲小国的治国方法，早已变成今日之印度。因为国情、因为地缘，我们才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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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一直是那些拥有做“美国梦”朋友的愿景，亦是抨击中国之不民主的理由之一。从苏力教授这位法学泰斗视之，美国自立国开始，边患入侵便从来不是其精英们要考虑的问题，正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中央集权体现的最明显常备戍守军队没有压力，中央集权便没了土壤，没有了集权，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便得以互相制约而不是全于一手。因此，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它的地缘是生出三权分立的土壤。

同时，由于华夏广博的土地，加上山川密布，河流繁多，也代表着战争期间长长的战略纵深，在千年华夏的烽火中，都是时间漫长的犄角护弈，没有像古代欧洲小国间一战取胜。那么走向了近代，在与超前中国一个时代的日本较量时，山杉元那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也在淞沪会战便拉扯三月后不攻自破。这种地缘引发的思维差异，也成就了中国独特的战争战略、立国发展思维，这也是为什么早在三千年以前，孙子能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的高超战略眼光，为什么毛主席能写下惊天动地的《论持久战》，为什么中国能在邓公宣布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中国能在一代一代领导者的带领下持续发展。

跟磊哥聊天时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同感：以前觉得中国真的哪方面都黑暗不好，而当在这个社会混久了之后，就发现他确实有他运转的必然。不知道当年太粪青了，还是现在浸染久了被洗脑了。现在，我被苏力教授说服了。

《大国宪制》一书予我最重要的帮助，便是打开了另一番思维的广度，让我在面对问题时用更宽广的角度和视野思考。当年的愤青源自于无知，只有综合性看待社会、历史、政治问题，才知道我们身处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