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办公室围绕打造“四味”机关，大力倡导读书，甚至在百忙之中拿出专门时间听取读书心得感悟，是一件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事。从知识获取的途径来说，可以对生活实践感知感悟，可以与他人沟通交流，可以徜徉书海，其中只有第三条最不受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花费的成本最小。从读书的效果而言，既可以陶冶自身情操，可以营造良好家庭氛围，还可以学以致用，更好地服务工作。所以，办公室的倡导，无论对于我们个人、家庭还是工作，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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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今年8月7日到综合室帮助工作的。来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家庭也把读书作为生活、工作的重要内容，家里不安电视，电脑一年开不了几次，每年固定拿出大约三千元左右购买书籍，全家读书50本以上。今年三月，被评为诸城市百户文明和谐家庭。来到综合室之后，除了充分感受到任劳任怨的实干意识、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外，对各位领导同事持续学习的进取精神感受颇深。大家在高标准、高效率干好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休息、吃饭等边角余料时间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能力，让我个人受益匪浅。

下面，谈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的一些感悟。2012年先后读过《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读的第三本吴晓波的书。

2015年6月，一大学同学推荐并从北京邮寄了这本书，乍看书名，就深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平时读历史，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更替、文化传承了解的多一些，而经济变革则少的多。马克思一个经典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每个朝代的经济不够了解，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王朝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事件和文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偏安一隅的秦能够一统关东六国？为什么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和元朝的曲很发达？为什么明清的小说鼎盛一时？这些问题在经济上可以找到很好地解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古代经济知识非常重要。但是，这里面有三个难题，一个是古代记录较少而且散乱。不同于军事、政治、文化，古代经济一直躲藏在历史的角落里。《史记》成书之前，经济材料大多散布于各类书籍，而且与农耕水利等混杂在一起。司马迁对汉代以前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挖掘，形成了《货殖列传》，但仅仅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一篇。《汉书》一百二十卷，只有《食货志》一卷记叙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二是年代久远阅读起来晦涩。这些文言文相对晦涩，名字术语很多，经济活动用现在的知识不容易解释，这就造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三是中国经济学起步晚。经济学科是个小青年，直到近代建立了独立的经济学科和引入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之前，经济都不是独立学科，更遑论与政治、经济的交叉研究。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记叙了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经济变革，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用历史的眼光解读经济变革，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丰富历史内涵，非常讨巧地将历史与经济、政治结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前面那三个问题，让人有种酣畅阅读的欲望。

经济学虽然是现代的产物，但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改革家却已经应用了现代经济学流派的原理，在人类历史中探索发展的路径。简要地提一下其中的几个变革案例。管仲，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管制宏观就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读后感.最早实行盐铁专营和国营色情业，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国营企业垄断的开端。齐国因“商”而强大，桓公得以成为春秋首霸。商鞅，与管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商鞅重农，他把握住了命令型经济的真谛，“废井田，开阡陌”，通过对工商业课以重税、限制人口流动等方式，让农民依附于土地，以农养兵，以兵论功，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力量。这种经济类型简单粗暴，放在战争环境，通过战争，可以让秦国在战国群雄中胜出；但在建设年代由于缺乏出口，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也是秦朝灭亡的一个经济原因。唐朝为什么强盛？与其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系。世族势力被打破，小中央政府，轻徭薄赋，民间发展。但往往这种发展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地方势力过大，威胁中央统治。中央为了加强自己权力，实行专营，国营垄断，经济复归专制。一放即乱，一收即死，周而复始。同样的循环出现在宋朝。宋朝是一个重商的王朝，但地方势力坐大。为改变这一格局，在宋中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主导者是王安石。围绕改变宋朝工商经济发达但国家财政羸弱的问题，王安石进行了一次很全面、深刻的改革，从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以及流通等方面，进行配套体制改革，但是，国家将手伸向经济领域，事无巨细，招致的结果一定是政府及市场的失能，再加上中间守旧势力的阻隔，失败是难以避免的。王安石变法是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全面变革，这之后的，明清时期主动闭关锁国、清代后期的洋务运动都是在一味求稳的基础上的小修小补。

吴晓波在分析历代经济变革的案例的时候，梳理出这样的框架构造：中国历朝历代的焦点集中于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和四大模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宏观经济制度模度）。中央集权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的四大基本制度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郡县制度保证王朝的运行，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的产生；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为我所用；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个人觉得，这个模型不仅研究经济变革，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继绳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同样如此，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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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涉及到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税收）、货币和土地，好的改革要处理好这三个方面，从税收上来讲，明税容易造成反对，暗税则容易被接受。国家对上游资源、生活必需品（盐铁）、货币、土地的控制措施，历次改革都想出了很多措施和办法，总的来说各方在利益博弈中通常是政府胜出，最终又造成权贵经济，剥夺国家经济活力，并逐渐走向衰亡并转向重新分配的轮回。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的种种经济探索，也是在这个大逻辑上进行的。朱镕基以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为抓手，使中央在经济权力大大加强，通过实施对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使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被迫以“工龄买断”的方式离开工作岗位，甩掉了国有企业亏损的包袱。朱镕基通过启动城市化建设、开放房地产市场、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等，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以2003年的铁本案为标志，民营资本遭受打压，纷纷从钢铁、电解铝等行业退出，而国有企业趁机纷纷占位补位。200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在这一阶段，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国民经济。

如果从1978年以后我们来研究35年的中国改革，可以看出基本上又走回了汉武帝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当年的一个老路子。一开始是放纵民间，我们这一次很快花了十五到二十五年间就让老白姓富起来，强大起来，接着又开始搞集权改革，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搞集权改革，而权力重新从民间回到中央政府，然后现在又出现政府很强大，国有企业很强大，贫富差距很大，然后民营老板对实体经济失去信心，奢侈、移民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它历史上就一再的出现了，所以一定要警惕，避免走进历史的闭环逻辑。

通读全书，个人觉得对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有借鉴的几个地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变革，变革内容、方式以及效果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背后的指向都是解决经济社会产生的问题。改革，就是要防患于未然或者破解于青萍之末。如果对问题找的不准、看的不清，把握不住，那么改革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最后只能流于形式。但是如果不去改革，养痈遗患，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二是要攻坚破难。杨继绳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将社会划分9个阶层，缺乏流动空间，造成阶层固化，社会必然失去活力，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美国、欧洲这几年比较混乱可以在这里找到部分答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触动特权阶层和很多人的利益，也会遭遇懒政怠政的阻隔，这就必须下大决心，白刃向内，勇于同这些问题作斗争。

三是要统筹协调。大病大治，小病小治，改革同样如此。但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统筹把握起来，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什么强调进行全面配套改革？就是要从机构建设、行政审批、产业扶持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重构，这里面既有体制机制等宏观的“四梁八柱”，也有小到一个程序环节的枝梢末节，大的小的、重要的次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序协调起来。

四是要抓好作风。“治政先治吏”，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莫不是如此，改革大业同样如此。事，因人而异，因人而成，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怎么抓好“人”呢，就是“治吏先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