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很大差距的，而往往又是因为这些差距恰恰给了我们寻求根源，提升自我，不断前进的动力，在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认知和改革方面尤其如此。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常常能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么的弱小，一件别人看起来很平常的小事，对于我们老百姓那就很可能是难以逾越的坎。大千世界林林种种，却几乎找不出什么能属于我们执配，有时甚至包括自己的肉体和情绪。我们就如同磨坊里转圈拉磨的驴，或一台被锁定了程序的机器。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的强大，一个人无论其性别男女，年龄长幼，相貌丑俊，智商、情商高低，身体健壮或残缺，态度积极或颓废，品行高尚或低贱，只要他手里有权，白纸上印几个人头像就能尽收天下财富，从大小情妇的纠缠中抽出点努嘴的时间就能御史天下俊杰。同样都是两个肩膀上扛起个脑袋的人（群），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呢？

只要引入“阶级”这一概念来做分析，就能够把这个问题梳理的清清楚楚。

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时间段里的产物。阶级是因经济地位相同而产生某些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阶级最根本的分类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谓被统治阶级，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机构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也正因为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突出特点是只能被动的接受生存资源分配，不可能有生存资源储备，不得不随时捕捉任何可以获取物质资源的机会，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被统治阶级又基本等同于无产阶级，这也决定了其根本的利益诉求就是生存，而其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最直接、也最有可能的方法有二，一是从事各行业的一线生产劳动，这是因为一线生产劳动是与生存资源接触最直接的人类活动，所以也是发现和获取生存资源机会最大最多的地方。二是随时捕捉机会争抢，这是因为其所处的分配服从地位，决定了生存资源不足的社会矛盾，必将消化到无产阶级中那些更弱势、更不合时宜的个体中。倾尽最后一丝精力，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机会去争夺，几乎是个体生存的最后希望所在。这就如同一个饥饿的狮群，在母狮们经过一番生死搏杀，终于放倒了一只小野牛之后，一直养精蓄锐的雄狮狮王却总能及时赶来，牢牢控制住优先食用权。留给母狮和幼师们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耐心的等待中继续积攒最后一点体力，准备在狮王（和其贵族成员们）酒足饭饱后，与比自己更弱小的病狮、幼师去争夺最后一点残羹剩饭。 如果说母狮们的弱小，源自于母狮个体体质相对于狮王的弱小，源自于饥饿和疲惫，源自于智力所限无法进行逻辑思维和结盟，那无产阶级的弱小则因为其处的社会最底层地位，以及因为这种地位所决定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更加上统治阶级不断强化的策，人为阻断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进步一把无产阶级推向自私、短视、无知和相互无休止的盲目争斗之中，成为其无法摆脱“弱小”地位的根源。

所谓统治阶级，就是占据了社会化大生产资源分配权的人群，主要表现形式为分布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大小官员，又因其突出特点是同时还占有大量的物质资源，所以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等等。其根本利益诉求就是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并以此为手段实现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因为这一政治诉求符合马斯诺的“五个层次”的人性发展需求理论，所以具备了高度的“利益”凝聚力。其充足的资源储备，又能够帮助其围绕“牢牢占据这一优势地位”，而进行思想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和基础机构建设，为维持其永恒的“强大”而不断夯实基础。

我们说人人头上有青天，这个青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是我们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人类这种生存能力的标志又叫生产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依靠“它”的物质产品来生存，任何人的生活品质都会被“它”的发展水平所制约。也许还有人没听说过“社会化大生产”这个词，也不理解这个词对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但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学识深浅，心意为“私”或“公”，都会本能的认同“它”的需求。这就如同尽管有人可能会为争抢一个馒头而兵刃相见，却人人都会觉得这世界就必须要有人来种麦子一样。因此，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就一定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也因此势必会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基准。

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是什么？是社会化大生产结构上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协同发展和高效运行。而一个人工作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三个条件，我称之为“愿做、能做和必做”。

“愿做”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激情，来源于社会对其工作岗位的尊重，对其劳动价值的认可。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上的每个行业、每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的发展水平都同样的决定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民低贱吗？清洁工低贱吗？如果失去现代化农业的支持，如果环保工作跟不上去，那其他行业还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吗？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倡导的行业平等、人人平等。

“能做”是指对完成工作所需各种必要条件的满足，涉及到原材料供给，生产工具与工作环境，产品销售，以及劳动者健康、技能等因素。只有当劳动者对这些必要条件的掌控能力，与岗位生产效率的需求互相匹配时，劳动者才可能高效工作。而“必做”是加在劳动者肩头的外在压力，包括各种评价考核制度和监管机制。任何人只要失去了道德、法律、制度等外在因素的约束，则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就必将失去保障。

如此看来，“青天”是要求我们世界大同的，是要求人人平等、行行平等、阶级平等的，这与现实社会中呈现的“强、弱”差异突出问题相背离，根源在哪里？社会公平公正的希望在哪里？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分析造成“强、弱”差异的两种社会行为模式——白道与黑道。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靠的是我们的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中的极小一部分，也就只能接受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制约。那些不适合，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模式或管理模式，以及操控这些模式的人或组织，是终将被淘汰的。然而对于生命个体来说，“自杀”、“等待自然淘汰”一定不是生物本能，为了苟延残喘，一些人或组织会对这些“行将朽木”的行为或管理模式进行各种伪装，使其在某些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反而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道”。我们称其为“道”，是因为这些行为和管理模式的本质，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也因此是必须要把他们揭示出来，在阳光下依靠公众力量把他们淘汰的。我们把利用国家机器做包装工具的行为方法叫“白道”，除此之外的办法叫黑道。

国是什么？国是人扛着“戈”守卫城池和土地，国家是阻止外族入侵，安定生活秩序的保护神。但其在“白道”手中，借用国家的神圣外衣，就能够变成实现阶级压迫的机器。“白道”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下列几类：

一、结合——武力掠夺，例如：

把军队变成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

把刑法变成豢养黑恶势力并与之分利，假借违法犯罪人的手向百姓掠夺。在这一点上因为具备一定隐蔽性，需要着重剖析一下。其本质就如同渔夫、鱼鹰与鱼的关系，鱼好比群众利益，鱼鹰好比违法犯罪分子，“白道”就是渔夫，平日里养一批鱼鹰放到河里抓鱼，定期收回鱼鹰吐出嗉囊里的鱼，然后再放出去抓鱼。证明这一点的显著特征，是渔夫收获的鱼一定比鱼鹰抓到的鱼要少，要留一部分给鱼来供养他们生存。我们知道，刑法是用强制手段惩罚犯罪，让犯罪分子和有犯罪企图的人，不敢也不愿去实施犯罪，来保障守法公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是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度”。中国有句老话，叫杀人放火的事总会有人做，但赔本的买卖一定没人干。因此我们惩罚违法犯罪的力度，一定要比该犯罪行为给合法行为造成的伤害要大，才能有效制止犯罪。但事实上，我们的刑法却在很多时候，刻意模糊这种对比关系，甚至是找一些诸如“挽救、教育”之类的华丽借口，使犯罪受到的惩罚明显低于其造成的伤害，杀人的判有期，有钱的判罚款，无所事事、呆在哪儿都无所谓的判有期，以此培养犯罪分子“赚”的感觉。而这种“赚”的感觉，又反过来可以给犯罪分子实施敲诈勒索提供资本。同时，无意或有意的选择性执法、不作为执法，又可提供给罪犯分子可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类似中般的刺激，还可暗示罪犯分子可以依靠“”来逃避法律制裁，进而达成刑法与违法犯罪之间的一种长期默契。当然，最严重的是盗用法律的名义，直接从事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等的土匪勾当。

用行政强制力压榨，制定苛捐杂税直接向劳动人民索取，利用货币强制力从百姓手中强力骗取等等。

　　二、官教结合——思想控制

通过操控宗教、教育和宣传机构等，从思想上让劳动人民认同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接受不公正分配原则，麻痹其反抗意识。其基本手法包括：

宣扬迷信思想，宣扬人生而有高低贵贱之分，皇帝、官员是天子和星宿，老百姓是前世罪孽现世来报。

打造精英文化，来混淆人人平等、行业平等概念。什么是精英？任何一个行业里工作效率高、工作质量好、工作成绩突出的，就是这个行当里的精英。精英是同行们在工作中比较出来的，王朝有兴盛也有衰败，那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就是精英，比如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企业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就是精英。同是农民种田，有亩产过千的也有几乎颗粒不收的，产量高品质好的就是精英。一个行业有精英自然也有“落后”，“落后”的人自然应该被淘汰，但“白道”人却利用掌握的国家宣教机构，选择性的夸大宣传某个行当里的“精英”，或人为的封闭某些行当评比“高低”的机会，让尧舜，让牛顿、爱因斯坦，让比尔盖茨、马云等去和概念意义上的，或者处于平均水平的工人、农民等比贡献，然后借用这些“名人”的对比结果和广告效应，让秦二世、司马衷、朱由检、慈禧们，让一大批善于把大型国有企业搞破产的厂长经理们，也全都光明正大的享受“精英”待遇，把职务高低作为确定工资标准的法律依据。

推动愚民教育，跳大神的神婆神汉最怕老百姓去学习研究“神”降福消灾的工作原理，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最怕明确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最怕老百姓学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最好是大家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然后就到此为止了，别再深究了，别再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做逻辑推理了。

　　三、官商结合——利益交换

官代表的是权力，但权力不是消费品，不能直接用于提升消费水平，不是白道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权力可以拿来和商人交换，借商人之手换来自己想要的利益。几乎权力的方方面面，只要善于开发利用，都能用于交换，优惠政策、法规漏洞、人事安排、信息资源、教育资源、宣传资源、选秀选先进评职称，与权力搭上边的都早已被开发的淋漓尽致。

　　四、官技结合——专业垄断

目前，白道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与各领域专业技术，尤其是新开发的前沿技术相结合，利用公众对专业技术、最新技术的认知度低，难于有效落实成本审计、市场监管，来获取技术垄断利益，如早期的能源、电力，最新的电子通讯等等。

白道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都掌握着某一领域的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是黑道人员的特点，就是不掌握国家权力。同时，既然黑道也属“道”，就标志着其行为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是要被人类社会所淘汰的，应该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那这些人用什么办法来提升在人类社会里的竞争力呢？主要手段包括：拉帮结派、恐怖威慑、坑蒙拐骗偷等等，依靠数量优势，依靠弱势百姓胆小怕事，委曲求全的处事心态，依靠个体知识面狭窄，防范措施极其薄弱的特点，提升与劳动者个体间的生存竞争力。但其最根本的特点，还是必须与“白道”结合。离开“白道”的支持，“黑道”无论势力发展到多么强大，那也注定是要覆灭的，这是因为黑道的三种主要手段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黑道数量上再多，技能上再全面，也不能超过社会化大生产所能承载的最低限度，当劳动力资源能力降低到无法满足供养人类存活的物资生产需求时，所有社会管理结构都必将崩塌。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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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与白道”是单纯以提升个体生存竞争力而衍生出来的行为模式，与以“人类共同命运”为目标的社会化大生产需求相悖，因此必将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然而，国家权力只能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领导集体模式存在，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个人意志、少数人意志掌握权力的体制下，“黑道与白道”很容易找到滋生并强大的客观环境。那么，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为目标的正当需求，还有没有机会或可能，在“黑道与白道”广泛操控的社会里上升为国家意志呢？途径又是什么？答案是：民主与法制。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就是让大伙儿共同做决定的意思。民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方式”问题，大伙儿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决定，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大伙儿的意见给统一起来。我们前面分析知道，就劳动者个体而言，尤其是对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受生存竞争压力所迫，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短视、自私和无知，他们既缺乏统筹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愿望，也不具备总结和表述自己真切感受的能力。让老百姓来思考并提出治国理政的方针路线，本身就没有什么可能，更谈不上还要让那么多人想出的方法是相同的。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仅从字面上讲，“集中制”就是把各揣私心、各式各样的大伙儿意见给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容纳了每个人意见的全新意见。仅凭常识推理，这样的东西在自古至今应该没有过，今后也应该不会有，即使有，也难于与“大伙儿只管各说各的，主想咋做还咋做”找出什么区别来。因此，这样的民主，要么是不存在的民主，要么是骗人的民主。

那么民主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全面感受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一个人只能感受他劳动和生存环境的那一小部分。所以只有把全体劳动者的感受全都集中起来，才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可能由此构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虽然拙于总结和表达，想问题看事情会存有大量私心，但老百姓垄断了所有物质资源的生产环节，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样的政策是物质生产所必须的，只有他们才能认清楚谁对谁错，怎么做对怎么做措。所以，真正的民主，一定是把政策裁判权交给劳动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把政策制定权交给劳动人民的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似乎用竞选的方式，把裁判权交给了人民。但是，人民只有选择权，而没有考核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漏洞，一定是经过“白道”精心策划过的，也一定是被“白道”充分利用了的。其结果就是：统治阶级拿来给人民选择的，就只有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选项。正如前段时间美国大选，尽管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广为民众诟病，但依然会有一人当选总统。因此，真正的民主不仅要给人民选择权，还要给人民对政策制定者进行考核的权力，建立一套能让人民考核国家职能的法定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法制。

现今社会认知的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指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就是法制。法制与专制的区别在于“法”背后代表的利益，以及由此衍生的立法、司法、执法手段。统治者说什么什么就是“法”的体制一定是“白道”中的专制。被“白道”操控的法制具备三种基本特征：立法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司法不接受民众监督；野蛮执法，选择性执法和不作为执法，因为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链所在。与之对应，真正的法制社会不是统治阶级口中标榜的法制，其突出特点一定是充分融合了“民主”的法制，也就是接受民众考核的法制。具体也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某项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出现民众不满意的结果，那就要考核立法者，由编制该项法律制度的那些人来承担由此造成的各项损失。二是一旦一个合法行为的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造成了损失，那么在第一时间先由执法者负责全额赔偿，然后再由执法者去向犯罪人索要补偿，斩断“黑白道”联合的利益链。三是一旦群众发现了某种违规违法行为，而执法部门没有发现和处理，那民众就可以拿证据到司法部门讨要相当的工资，再由司法部门去向执法部门索要补偿，斩断政府各部门选择性执法、不作为执法的利益链关系。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实行这样的民众监督考核机制，用民主监督考核的办法督促政府的服务职能不走偏，把符合民意的法律法规条款落实到位，就是我们倡导的法制。

因此，民主与法制的核心内涵，是让直接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人，是让能充分感受的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环节的真正需求的人，对治国理政方针进行评价，对负责制定、落实和督查的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给民众话语权和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