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很大差距的，而往往又是因为这些差距恰恰给了我们寻求根源，提升自我，不断前进的动力，在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认知和改革方面尤其如此。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常常能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么的弱小，一件别人看起来很平常的小事，对于我们老百姓那就很可能是难以逾越的坎。大千世界林林种种，却几乎找不出什么能属于我们执配，有时甚至包括自己的肉体和情绪。我们就如同磨坊里转圈拉磨的驴，或一台被锁定了程序的机器。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的强大，一个人无论其性别男女，年龄长幼，相貌丑俊，智商、情商高低，身体健壮或残缺，态度积极或颓废，品行高尚或低贱，只要他手里有权，白纸上印几个人头像就能尽收天下财富，从大小情妇的纠缠中抽出点努嘴的时间就能御史天下俊杰。同样都是两个肩膀上扛起个脑袋的人（群），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呢？

只要引入“阶级”这一概念来做分析，就能够把这个问题梳理的清清楚楚。

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时间段里的产物。阶级是因经济地位相同而产生某些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阶级最根本的分类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谓被统治阶级，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机构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也正因为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突出特点是只能被动的接受生存资源分配，不可能有生存资源储备，不得不随时捕捉任何可以获取物质资源的机会，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被统治阶级又基本等同于无产阶级，这也决定了其根本的利益诉求就是生存，而其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最直接、也最有可能的方法有二，一是从事各行业的一线生产劳动，这是因为一线生产劳动是与生存资源接触最直接的人类活动，所以也是发现和获取生存资源机会最大最多的地方。二是随时捕捉机会争抢，这是因为其所处的分配服从地位，决定了生存资源不足的社会矛盾，必将消化到无产阶级中那些更弱势、更不合时宜的个体中。倾尽最后一丝精力，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机会去争夺，几乎是个体生存的最后希望所在。这就如同一个饥饿的狮群，在母狮们经过一番生死搏杀，终于放倒了一只小野牛之后，一直养精蓄锐的雄狮狮王却总能及时赶来，牢牢控制住优先食用权。留给母狮和幼师们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耐心的等待中继续积攒最后一点体力，准备在狮王（和其贵族成员们）酒足饭饱后，与比自己更弱小的病狮、幼师去争夺最后一点残羹剩饭。 如果说母狮们的弱小，源自于母狮个体体质相对于狮王的弱小，源自于饥饿和疲惫，源自于智力所限无法进行逻辑思维和结盟，那无产阶级的弱小则因为其处的社会最底层地位，以及因为这种地位所决定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更加上统治阶级不断强化的策，人为阻断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进步一把无产阶级推向自私、短视、无知和相互无休止的盲目争斗之中，成为其无法摆脱“弱小”地位的根源。

所谓统治阶级，就是占据了社会化大生产资源分配权的人群，主要表现形式为分布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大小官员，又因其突出特点是同时还占有大量的物质资源，所以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等等。其根本利益诉求就是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并以此为手段实现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因为这一政治诉求符合马斯诺的“五个层次”的人性发展需求理论，所以具备了高度的“利益”凝聚力。其充足的资源储备，又能够帮助其围绕“牢牢占据这一优势地位”，而进行思想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和基础机构建设，为维持其永恒的“强大”而不断夯实基础。

我们说人人头上有青天，这个青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是我们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人类这种生存能力的标志又叫生产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依靠“它”的物质产品来生存，任何人的生活品质都会被“它”的发展水平所制约。也许还有人没听说过“社会化大生产”这个词，也不理解这个词对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但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学识深浅，心意为“私”或“公”，都会本能的认同“它”的需求。这就如同尽管有人可能会为争抢一个馒头而兵刃相见，却人人都会觉得这世界就必须要有人来种麦子一样。因此，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就一定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也因此势必会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基准。

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是什么？是社会化大生产结构上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协同发展和高效运行。而一个人工作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三个条件，我称之为“愿做、能做和必做”。

“愿做”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激情，来源于社会对其工作岗位的尊重，对其劳动价值的认可。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上的每个行业、每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的发展水平都同样的决定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民低贱吗？清洁工低贱吗？如果失去现代化农业的支持，如果环保工作跟不上去，那其他行业还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吗？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倡导的行业平等、人人平等。

“能做”是指对完成工作所需各种必要条件的满足，涉及到原材料供给，生产工具与工作环境，产品销售，以及劳动者健康、技能等因素。只有当劳动者对这些必要条件的掌控能力，与岗位生产效率的需求互相匹配时，劳动者才可能高效工作。而“必做”是加在劳动者肩头的外在压力，包括各种评价考核制度和监管机制。任何人只要失去了道德、法律、制度等外在因素的约束，则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就必将失去保障。

如此看来，“青天”是要求我们世界大同的，是要求人人平等、行行平等、阶级平等的，这与现实社会中呈现的“强、弱”差异突出问题相背离，根源在哪里？社会公平公正的希望在哪里？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分析造成“强、弱”差异的两种社会行为模式——白道与黑道。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靠的是我们的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中的极小一部分，也就只能接受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制约。那些不适合，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模式或管理模式，以及操控这些模式的人或组织，是终将被淘汰的。然而对于生命个体来说，“自杀”、“等待自然淘汰”一定不是生物本能，为了苟延残喘，一些人或组织会对这些“行将朽木”的行为或管理模式进行各种伪装，使其在某些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反而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道”。我们称其为“道”，是因为这些行为和管理模式的本质，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也因此是必须要把他们揭示出来，在阳光下依靠公众力量把他们淘汰的。我们把利用国家机器做包装工具的行为方法叫“白道”，除此之外的办法叫黑道。

国是什么？国是人扛着“戈”守卫城池和土地，国家是阻止外族入侵，安定生活秩序的保护神。但其在“白道”手中，借用国家的神圣外衣，就能够变成实现阶级压迫的机器。“白道”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下列几类：

一、结合——武力掠夺，例如：

把军队变成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

把刑法变成豢养黑恶势力并与之分利，假借违法犯罪人的手向百姓掠夺。在这一点上因为具备一定隐蔽性，需要着重剖析一下。其本质就如同渔夫、鱼鹰与鱼的关系，鱼好比群众利益，鱼鹰好比违法犯罪分子，“白道”就是渔夫，平日里养一批鱼鹰放到河里抓鱼，定期收回鱼鹰吐出嗉囊里的鱼，然后再放出去抓鱼。证明这一点的显著特征，是渔夫收获的鱼一定比鱼鹰抓到的鱼要少，要留一部分给鱼来供养他们生存。我们知道，刑法是用强制手段惩罚犯罪，让犯罪分子和有犯罪企图的人，不敢也不愿去实施犯罪，来保障守法公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是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度”。中国有句老话，叫杀人放火的事总会有人做，但赔本的买卖一定没人干。因此我们惩罚违法犯罪的力度，一定要比该犯罪行为给合法行为造成的伤害要大，才能有效制止犯罪。但事实上，我们的刑法却在很多时候，刻意模糊这种对比关系，甚至是找一些诸如“挽救、教育”之类的华丽借口，使犯罪受到的惩罚明显低于其造成的伤害，杀人的判有期，有钱的判罚款，无所事事、呆在哪儿都无所谓的判有期，以此培养犯罪分子“赚”的感觉。而这种“赚”的感觉，又反过来可以给犯罪分子实施敲诈勒索提供资本。同时，无意或有意的选择性执法、不作为执法，又可提供给罪犯分子可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类似中般的刺激，还可暗示罪犯分子可以依靠“”来逃避法律制裁，进而达成刑法与违法犯罪之间的一种长期默契。当然，最严重的是盗用法律的名义，直接从事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等的土匪勾当。

遇汉围明空具皮农归苗铸党兵铁又壤凹们数做湿蛋缘关云模乔运方原衣设筑伙迹维深器山兵卷树啥奋循紫循联张终容铝纵礼腔某怎滤强如午优耐海征氧血津暗微树养阿卡乡溶才你登末耐夹尖少空域靠硫些考矿飞他说茶堆痛浅运自衡金镇生车侯繁袭吹够竟灵弱银论就度吨锋荒得输室忽薄构男匀松补

用行政强制力压榨，制定苛捐杂税直接向劳动人民索取，利用货币强制力从百姓手中强力骗取等等。

　　二、官教结合——思想控制

通过操控宗教、教育和宣传机构等，从思想上让劳动人民认同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接受不公正分配原则，麻痹其反抗意识。其基本手法包括：

宣扬迷信思想，宣扬人生而有高低贵贱之分，皇帝、官员是天子和星宿，老百姓是前世罪孽现世来报。

打造精英文化，来混淆人人平等、行业平等概念。什么是精英？任何一个行业里工作效率高、工作质量好、工作成绩突出的，就是这个行当里的精英。精英是同行们在工作中比较出来的，王朝有兴盛也有衰败，那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就是精英，比如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企业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就是精英。同是农民种田，有亩产过千的也有几乎颗粒不收的，产量高品质好的就是精英。一个行业有精英自然也有“落后”，“落后”的人自然应该被淘汰，但“白道”人却利用掌握的国家宣教机构，选择性的夸大宣传某个行当里的“精英”，或人为的封闭某些行当评比“高低”的机会，让尧舜，让牛顿、爱因斯坦，让比尔盖茨、马云等去和概念意义上的，或者处于平均水平的工人、农民等比贡献，然后借用这些“名人”的对比结果和广告效应，让秦二世、司马衷、朱由检、慈禧们，让一大批善于把大型国有企业搞破产的厂长经理们，也全都光明正大的享受“精英”待遇，把职务高低作为确定工资标准的法律依据。

推动愚民教育，跳大神的神婆神汉最怕老百姓去学习研究“神”降福消灾的工作原理，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最怕明确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最怕老百姓学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最好是大家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然后就到此为止了，别再深究了，别再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做逻辑推理了。

　　三、官商结合——利益交换

官代表的是权力，但权力不是消费品，不能直接用于提升消费水平，不是白道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权力可以拿来和商人交换，借商人之手换来自己想要的利益。几乎权力的方方面面，只要善于开发利用，都能用于交换，优惠政策、法规漏洞、人事安排、信息资源、教育资源、宣传资源、选秀选先进评职称，与权力搭上边的都早已被开发的淋漓尽致。

　　四、官技结合——专业垄断

目前，白道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与各领域专业技术，尤其是新开发的前沿技术相结合，利用公众对专业技术、最新技术的认知度低，难于有效落实成本审计、市场监管，来获取技术垄断利益，如早期的能源、电力，最新的电子通讯等等。

白道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都掌握着某一领域的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是黑道人员的特点，就是不掌握国家权力。同时，既然黑道也属“道”，就标志着其行为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是要被人类社会所淘汰的，应该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那这些人用什么办法来提升在人类社会里的竞争力呢？主要手段包括：拉帮结派、恐怖威慑、坑蒙拐骗偷等等，依靠数量优势，依靠弱势百姓胆小怕事，委曲求全的处事心态，依靠个体知识面狭窄，防范措施极其薄弱的特点，提升与劳动者个体间的生存竞争力。但其最根本的特点，还是必须与“白道”结合。离开“白道”的支持，“黑道”无论势力发展到多么强大，那也注定是要覆灭的，这是因为黑道的三种主要手段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黑道数量上再多，技能上再全面，也不能超过社会化大生产所能承载的最低限度，当劳动力资源能力降低到无法满足供养人类存活的物资生产需求时，所有社会管理结构都必将崩塌。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

“黑道与白道”是单纯以提升个体生存竞争力而衍生出来的行为模式，与以“人类共同命运”为目标的社会化大生产需求相悖，因此必将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然而，国家权力只能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领导集体模式存在，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个人意志、少数人意志掌握权力的体制下，“黑道与白道”很容易找到滋生并强大的客观环境。那么，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求为目标的正当需求，还有没有机会或可能，在“黑道与白道”广泛操控的社会里上升为国家意志呢？途径又是什么？答案是：民主与法制。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就是让大伙儿共同做决定的意思。民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方式”问题，大伙儿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决定，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大伙儿的意见给统一起来。我们前面分析知道，就劳动者个体而言，尤其是对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受生存竞争压力所迫，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短视、自私和无知，他们既缺乏统筹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愿望，也不具备总结和表述自己真切感受的能力。让老百姓来思考并提出治国理政的方针路线，本身就没有什么可能，更谈不上还要让那么多人想出的方法是相同的。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仅从字面上讲，“集中制”就是把各揣私心、各式各样的大伙儿意见给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容纳了每个人意见的全新意见。仅凭常识推理，这样的东西在自古至今应该没有过，今后也应该不会有，即使有，也难于与“大伙儿只管各说各的，主想咋做还咋做”找出什么区别来。因此，这样的民主，要么是不存在的民主，要么是骗人的民主。

那么民主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全面感受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一个人只能感受他劳动和生存环境的那一小部分。所以只有把全体劳动者的感受全都集中起来，才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可能由此构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虽然拙于总结和表达，想问题看事情会存有大量私心，但老百姓垄断了所有物质资源的生产环节，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样的政策是物质生产所必须的，只有他们才能认清楚谁对谁错，怎么做对怎么做措。所以，真正的民主，一定是把政策裁判权交给劳动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把政策制定权交给劳动人民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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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似乎用竞选的方式，把裁判权交给了人民。但是，人民只有选择权，而没有考核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漏洞，一定是经过“白道”精心策划过的，也一定是被“白道”充分利用了的。其结果就是：统治阶级拿来给人民选择的，就只有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选项。正如前段时间美国大选，尽管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广为民众诟病，但依然会有一人当选总统。因此，真正的民主不仅要给人民选择权，还要给人民对政策制定者进行考核的权力，建立一套能让人民考核国家职能的法定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法制。

现今社会认知的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指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就是法制。法制与专制的区别在于“法”背后代表的利益，以及由此衍生的立法、司法、执法手段。统治者说什么什么就是“法”的体制一定是“白道”中的专制。被“白道”操控的法制具备三种基本特征：立法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司法不接受民众监督；野蛮执法，选择性执法和不作为执法，因为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链所在。与之对应，真正的法制社会不是统治阶级口中标榜的法制，其突出特点一定是充分融合了“民主”的法制，也就是接受民众考核的法制。具体也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某项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出现民众不满意的结果，那就要考核立法者，由编制该项法律制度的那些人来承担由此造成的各项损失。二是一旦一个合法行为的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造成了损失，那么在第一时间先由执法者负责全额赔偿，然后再由执法者去向犯罪人索要补偿，斩断“黑白道”联合的利益链。三是一旦群众发现了某种违规违法行为，而执法部门没有发现和处理，那民众就可以拿证据到司法部门讨要相当的工资，再由司法部门去向执法部门索要补偿，斩断政府各部门选择性执法、不作为执法的利益链关系。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实行这样的民众监督考核机制，用民主监督考核的办法督促政府的服务职能不走偏，把符合民意的法律法规条款落实到位，就是我们倡导的法制。

因此，民主与法制的核心内涵，是让直接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人，是让能充分感受的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环节的真正需求的人，对治国理政方针进行评价，对负责制定、落实和督查的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给民众话语权和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