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有辆车不幸被撞翻，一个人被困在了车里。如何解救，有三种办法：其一，立即报警，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过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给10万元，就把你救出来，并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但可能的情况是，被困者一下拿不出10万；其三，过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站了出来，无偿帮助被困者。

第一种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种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种办法，叫做“找社会”。事实上，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保卫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到这“三种机制”的影子和三者间的某种尴尬。单看书名，全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发现和保卫社会”。

近年来，郑永年以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写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是学术界和读者对他共同的评价。郑永年也曾笑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文章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字。“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阵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更显得颇为重要：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3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难得地赋予我们客观而冷静的视角，为新的开始创造转机，为评估具体“社会”安全、保卫“对象”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一章中，郑永年以“乐此不疲的信念”告诉人们，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即使获利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仅靠“到点自行掉头”，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为例，郑永年在“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口气毫不含糊：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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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国，但凡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几乎都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作其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也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另外，郑永年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卫社会”方面，还需更多吸取东亚模式的经验。例如，让民营企业和中产阶层壮大，使社会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稳定结构。东亚模式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政府自觉而积极地推动企业创新，而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企业主要在“工运”推动下被迫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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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保卫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因此，《保卫社会》所搭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脉搏，也是关乎整个民族未来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