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先锋作家里，余华是自己了解得最多也最为喜欢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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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可以说是当下谈及余华无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尽管这很难于掌控，也常常陷入尴尬。

　　张悦然曾经提到，一个真正的诗人内心要"既有耶路撒冷又有奥斯威辛"，这是从文学本质生发出来的永恒命题。我极为欣赏这句精妙的譬喻。

　　地狱致人沉沦，天堂也诱人沉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活在人间，活在土地之上的。它既要敏锐的嗅到地狱横溢的戾气，又能虔诚的瞻仰到天国投出的光亮。因而他在矛盾中成就自己的情怀，在悲喜间体会世事。

　　对罪恶存在的承认，也是对美的前提性肯定。

　　也正如我在一篇日记里提到的，有一个忽然闪过脑海的极恐怖的念头让自己十分警觉。而深究下去才发现这个念头源自米兰·昆德拉的一处情节和杜琪锋的一组镜头。对罪恶的掌控能力证明了他们不愧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师。

　　那么《兄弟》在原则上已可以接受。而且我们不能否认，在上部中，对这一家四人种种遭遇的同情与感慨几乎是不可遏止的。这也很大程度地反应出了余华的成功。

　　然而，在下部之中，一副恢弘的局面下展示出的却是一出出人性的闹剧和悲剧，余华本是寓之以极大的讽刺的，然而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却沦丧在了茫茫无措的叙述中了。余华也提到"叙述统治了写作"，"自己只能作为一个忠实的叙述者存在"，这恰恰反映出余华对罪恶的不断繁衍已失去了掌控，那么整个后半部也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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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成功地描绘了一个重新存活的奥斯维辛，但他却深陷其中，反而受控于此，他也没能引出那条指向耶路撒冷的路。

　　这是一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