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材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www.xyyuedu.com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并请挥代英、王德熙等进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受到师生欢迎。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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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