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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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再要我写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我本来很想写的，但因为近来健康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看来无法应命，请原谅。

也许是由于做过多年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我对报告文学一直很有感情，如同我对电影、戏剧和报纸有感情一样。我对一些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比较注意，也关心有关报告文学的一些讨论。关于这方面，我一直在想一个老问题，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如果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那么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尤其如此。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都有过些争论，但后来在总的原则上都趋于一致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最擅长的伎俩之一就是制造假、大、空的文艺作品，报告文学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一样，弄虚作假的东西连篇累牍，使人气愤。那种恶劣文风流毒之深，直到今天还能从某些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中看到明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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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求真，就必须亲自去采访、调查、研究。有人喜欢开座谈会，座谈会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现在似乎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找了一桌人，假如是一个派，那只能听到讲一种话，结果只是“偏听”。报告文学作者，不仅仅要耳闻目睹，而且要正反两方面都听一听，第三方面也听听，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材料。采访和调查的所得也未必相同，采访容易听一面，调查必须听多方面，拥护的要听，反对的也要听，不肯表态的也可以观察到一点迹象。因此，“走马观花”自然不行，单听“诉苦”、“告状”也不行，因为十年动乱后，党风和民风尚未根本好转，虚假现象不少，连过去的老实人现在也学会了说假话，作者容易上当。

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包身工》，有些同志常爱提到它，使我感到惭愧。当时哪有能如今天的报告文学作者们拥有的条件！但是《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那篇报告文学虽然１９３６年才发表（《光明》创刊号），但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就已开始了。到１９３５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并且写了出来。这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的，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

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那只能证明作者采访不深入，或不愿去深入，对他要写的人和事不熟悉，就率尔下笔，想借助于自己一枝妙笔，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这种作品，也许一时会博得某些廉价的喝彩，但终久站不住脚，没有多少生命力。有的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报告加文学”，别人注重报告性，而他注意文学性。这至少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误解。“报告文学”是一个完整的词汇，有完整的含义，怎么可以分成两部分呢？又有同志说，报告文学可以小说化。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真人真事，怎么可以写成小说呢？

报告文学一是要真实，二是要有正确的立场，就是站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要真实，就要反复调查，越细越好。要有立场，就要有点胆量和拚劲，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揭露矛盾，热情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新人新事，批评和鞭挞阻碍生活潮流的旧事物。我看现在有些作品，有不敢直接去碰矛盾、避开矛盾走的倾向。要做到十二大报告中的三个根本好转，随处都会出现矛盾。比如，不仅某些主管部门有所谓“电老虎”、“水老虎”、“房老虎”，而且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大霸和小霸。这些“虎”和“霸”，就是我们建设两个文明的拦路石，要敢去碰，不要怕。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多写鼓舞人心的作品，这也是我们的职责。足以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人和事，可以说很多很多，但也都不是一帆风顺，没有一点矛盾的。那么，为什么不去表现克服矛盾的艰苦性和必胜性呢？《新观察》登过一篇文章，写福建一个小厂厂长当了副省长，人物是杰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我个人总感觉到有点不“真”，也可以说“真而不真”。因为作者将这位厂长被“伯乐”发现后，被提拔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阻碍、派性干扰……都避开了，“讳言”了，绕着矛盾走。这就成了“无冲突论”，而“无冲突论”正是报告文学的大忌之一。

我总觉得目前的报告文学作者，似乎多数对写人物有兴趣，总是在通过种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寻觅一个理想的对象。报纸刊物编辑部也在这方面动脑筋。在当前举国上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群策群力的历史新时期，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给报告文学开辟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这自然是过去所未有的。但我更以为，报告文学作者既应该去写事件，写那些为千百万人关心注目，又代表着历史进程的新的事件，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风气，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要忘记去写那些长期存在而又严重束缚着我们的旧势力、旧习惯、旧风气，正如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报告文学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而要高瞻远瞩，在更广阔的背景前面，向事物的纵深开拓，去掌握、去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例如农业生产责任制，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大地迈向四化的进程。这些年来，我见到许多反映这个变化的短篇小说，但是那种有气势又有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却为数不多。又如广东、福建的某些经济特区，现在逐渐引起文艺工作者的兴趣了，但我看写到作品里的，多数还是只反映了新的、好的一面，对那里出现的新问题、困难以及消极的东西，却很少涉及，而这些是毋需回避，更不应该加以粉饰的。我很希望见到能够真实地反映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

听说有些报告文学家们现在开始感到苦恼了，他们遇到了种种麻烦，挫折，有不少作品发表以后，都有一场不长不短、不大不小的“官司”。这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不是好的现象，因为报告文学受到了重视，发挥了威力。但是作家们遇到的这些困难，是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有的报刊上开展了关于报告文学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尽管未必能解决实际的困难。在我们这个长期缺乏民主空气的社会，表彰一个人、一个单位，会引起上下左右的许多反应：嘲讽、苛求、吹毛求疵，冷言冷语；批评一个人、一个单位，更会遭到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责难、抗拒甚至打击。这是一种积重难返的不正之风。这也是党中央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纠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组成部分。报告文学作者和报纸编辑记者，一方面要同党中央站在一起，用笔作武器，同这种不正之风坚决斗争到底；另一方面，也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服从时代的要求，去写那些应该写、可以写的人和事。我仍是那个观点：报告文学的题材无禁区，但报告文学作者心中，应该有一定的禁区。这“禁区”很简单，就是不要损害国家、民族、人民、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黄宗英同志曾经来看我，谈起报告文学。她现在几乎成为专业的报告文学家了，她也有她的苦恼。我对她说：你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周恩来同志当年也很赞赏的，好些年后，他还提起过。我认为作者同她所写的人物同甘共苦，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写得真实可信，也能打动人。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报告文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在于时代精神，而不在其他。

你问起我自己，我倒是曾经很想再写点。但写报告文学要比写小说、散文花更多的体力，那是非跑、非听、非看不可的。多年来，被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缠住，未能动笔，常常引以为憾。如今垂垂老矣，要写也不可能了。拉杂写来，供你参考。即祝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