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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年春季期末考试，我的作文考了98分，语文考了92分，算术考了97分，顺利升入三年级，王庆的语文没有及格，只能留级了。　　
　　下学期开学报到的这天，冯静的五哥冯平插入三年级，他原在村民办小学已读四年级，转校就不用父母跑路了，他的大哥，也就是冯静的大哥是民办教师，直接与中心小学的马校长交涉，学校同意接收，考试关得过，结果考取了三年级，跟我是同班同学。　　
　　一年无话，我又顺利地升入四年级，我原来的学校又有一名学生插入四年级，他叫夏天。我入学时，他是二年级学生，现在跟我是同班同学了。冯平和王庆现在是三年级学生。　
　　开学的这天，冯平当着王庆和我的面说：“王瑞读书真聪明，他读一年级时，我读四年，现在他读四年级，我读三年级，我不但没有升级，反倒降了一级。我大哥教书就是不行的，来到中心小学插班的学生都得降级。”　　
　　“你不能这样说，王瑞来中心小学插班就没有降级。”王庆说。　　
　　转眼到了第二年，开学不到一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的领导说，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全部返回原来的学校就读，任何人说情是白费功夫。　　
　　我们村民办小学只有一至三年级，只有冯老师一位教师，我和夏天转回去，也得降级，冯平、王庆、夏天还有我都是三年级的学生。我不愿降级，更不愿回原校，宁可在家等到有四年级时，再去插班，我的父母也同意了，让我的大弟弟去入学。　　
　　下学期，学校增加了一位教师，冯老师上我家的门，动员我去插四年级，我拒绝上学，让小弟去入学了。我在家天天打猪草，养猪挣钱准第二年盖房子用。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农村，冯老师坐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天天造走资派的反，动不动就把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押去批斗、游行，没有心思上课了。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他只能维持四个年级学生的秩序。我的两个弟弟天天去学校玩。原来的大队干部不敢管学校的事，冯主任指示：学校的老师不能上课，要停课闹革命，就是写大字报，揭露走资派的丑恶罪行。那位老师天天要照看全校的学生，没有时间去写大字报了，差点挨批斗了。　　
　　失学对我来说虽有遗憾，但没有办法补救了。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大哥没有遇到好老师，读了7年，没能考取中心小学五年级；自己进了中心小学，却不能继续读下去；两个弟弟虽然在校，但不能好好地读书，他俩将来怎么办？自己难道再不能读书了？　　
　　每天，我看到冯静和冯平背着书包从我家门前路过，高高兴兴的去上学，虽然在校没有好好地上课，但是能与同学们在一起。尽管我的心里可难受了，还得出门打猪草，不然生猪就得饿得嗷嗷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