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回来后，我持续了半个月日夜颠倒的生活，可能是时差在作祟，抑或是本能的一种生活习性。仿佛自欺欺人般地觉得，我仍然能抓着过去半个月在地球西面的生活点滴。这种幼稚的逃避，至少让我不用去直面那之后的所有带着惶恐的未来。

不知何时开始，我熟习了一个人。一个人在宿舍叫外卖，一个人在宿舍蹲上一个没有课的下午，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处理各种生活琐碎的杂事。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拒绝与宿友一起出门，除了上课下课。渐渐地，就成为他人眼中安静又友好的不合群的人，但我讨厌这种称谓和评价。失却的自我便逐渐学会在陌生人面前变得乖巧，因此班上的女生宿舍在一间接一间地不停闹着矛盾的时候，我们宿舍就显得特别和谐友好。我始终选择沉默寡言、脱离，用如此一面墙来筑起隔阂，为了我那廉价的自我保护得以最低限度地获取某种安全。其实我早已承认，想要得到他人理解几乎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若果不断把现今的一切与往昔加以对比和评定，就更是种愚蠢的行径。

毕业前的那段日子，除了祈求早点儿结束解脱外，还存在了份完整的恐惧。它们是必然的不可抗逆的总有一天要成为记忆残片却无论如何无法阻止的，如同迈向死亡般的恐惧。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三年。

旅程将近结束的前一天下午，我终于到达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在放下行李正在研究着地铁线路的时候，微博上传开了以前语文科代的消息，他说您在中国时间的那天凌晨过身了，所以希望班上的同学能够在明天到您家去为您上柱香。

当时我大脑空白了一片，拿着手机反复在尽力过滤这条讯息，用我所有的理解能力去辨认“过世”这样的字眼，可我不能，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您已经死去的事实。后来我没有哭，我背起包抓起地图就出门了，我沿着塞纳河再次到巴黎圣母院去，我为没有能在三年后重回这里实现爬上钟楼体验雨果的鸟瞰巴黎而感到惋惜，但我就是抛开了这条讯息继续前行。我只是在到达迪拜等待转机的那时，看到微博上班里的人在说无法想象竟然以这种方式在夏天的最后来了个聚会，然后轻描淡写地与同行的姑姑提起这件事。

我们只知道您身体不好，在无可奈何刚动完手术的情况下接手了我们班，仅仅相处了高三这一年。您和教物理的陈老师还被称为学校里的“金童玉女”，您曾经带着五岁的儿子来参加我们的高三百日誓师，您比其他老师都懂得我们这些年纪的人的想法。可我还是来不及去见最后一面。

终于在拖着半个月的疲劳身躯回到家，与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相处的同时，我从箱子里翻出那个高三的语文专用文件夹。封面上面写着：“加油！坚持上学！Wing”，这是您高三的时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准备的一个文件夹，您为班上每个人都写上鼓励的话并且还签了名。而这个薄薄的文件夹，是我高中时代剩下的唯一物品，因为有着重要的签字，在高考结束第二天就全部卖掉的学习资料和书本中保存下来的仅此一件。终究还是崩坍下来，抓着已然成为失去的物件在死寂的凌晨中，躺倒在房间地板上控制着声量地流足够多的眼泪。

陷着手指头数一年，十个月，八个月。没有真实感地倒数离开故土的所剩时日，既期待或溢满了无望。

匆匆离开伯尔尼的时候，在酒店的电梯间遇见一位管理人员。他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牙齿透白的黑人和我寒暄道：“你今天就要离开吗？”我回答“是”，他又热情地问：“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再回来？”我顿了顿，“我不太确定。”其实我当初想回答的是：我再过一年就会过来这边了，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再来。但转念想，未来都是摇摆不定的摇摇欲坠之物，我又何德何能地把一切都看懂看透。

比死亡更恐怖的，是活着的未知数。而且是消极的未知数。

接近开学前的某个夏末的深夜，疲劳得决定躺下睡一觉的时候，心中突然腾升起一股洪流。开始只是惯性地流眼泪，然后渐渐地一发不可收拾地，在夜的底部撕裂着无用的哭腔。我好像已经变得无法像常人那样去思考事情，无法洒脱地挥霍掉青春时间和金钱并且能很享受般面不改色。所以我就做了假设，假设我抛弃全部的执念，假设我把自己钟爱的事物焚毁，假设我学着如何去融入那些每天散发出各种噪音的小群体里，假设我学会世俗地生活。结果是，彷徨的恐惧感几乎像扼住我喉咙的双手一样，令人窒息地啜泣，又强烈地祈求呼吸。

曾经有太多的岁月里，从房间的窗口朝远处望去，皆是一层层连绵不绝的石头森林。人们却似乎从来也没有要逃走的意思，他们只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勤奋且显得劳役，他们都要在这群森林里面分一杯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愈发无限膨胀在这个城市中的人口，和他们渴望的物欲。还有从过去农村地带拔地而起的城市地标，和它们所代表的奢华与飞升的地价，也已经不知道把多少有历史价值和风俗意义的旧楼房改建拆迁，然后赶走那些和时代脱节的这城市的真真正正的老一辈。

离开的人固然还是离开了，没有任何余地地永远从自己的生活中撤去身影。曾经一起谈论着各种作品，切磋手艺一样地享受着写作的乐趣绘画的乐趣的那些朋友各自开始忙绿地规划起他们的人生与未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勇往直前，而我仍然被抛弃在原地似的。

愈是一步步地迈向那深渊的现实，却愈是长出了更尖锐的棱角，就像某个坏掉的，打开了但又无法关起的按钮。每到宿舍熄灯后，在室友都睡去的静得哪怕一丝风都能听见的黑暗中怎么都睡不著。少年时代的残片总会偶尔地在梦里浮现，偶尔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流泪。

住在瑞士少女峰下一个叫因特拉肯的小镇那天晚上，我去了散步。入夜稍稍转凉，八月的仲夏夜里已经披上一层秋意。沿着小镇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虽然作为滑雪胜地的旅游热点，饭店和纪念品商店迟迟没有关门，甚至还看见很多亚洲人面孔的旅客，但是不会感到太过喧闹。镇中心有个宽大的草坪，绕开大道走进小路的时候四周就完全安静下来。每到整点时，小镇东面的那座哥特教堂就会敲起穿透整个静谧城市的钟声，难以形容的喜欢，简洁纯朴毫无杂质的清脆。接着，那些昔日的片段又再次回来了。

身边的人都在说：“别那么执着了，你就面对现实好吗？”

不，我面对过了，无数次无数次。

高三那些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里的日子，快要接近午夜的时候，我坐在房间的窗台边看着那些渐渐黑下去的灯火和公路上偶尔驶过的一台车辆。所有的期盼和决意的出走，就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持续无尽的夜色里被燃起再扑灭，再燃起。

其实真正痛苦的事情是，常常觉得自己不管过去多少年都总会有重拾那些失去或当下无法实现的东西的机会，执拗地在一次次直面现实的挫败下哭得撕心裂肺，决定再都不会与之扯上任何关系，然后在某个时刻或某个契机下又再次希望能把过去颠覆重获新生。

去依云镇那天，为了找到泉水的源头居然在一个如此小的地方足足花了一小时以上。地图上看似相隔很远但却不经意就走过了，因为其实就在一开始爬上小坡路口的右手边，但没有留意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绕了好一圈才找到。虽然泉水喝起来很清凉，实质上和平时喝的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那种终于寻得源头的感觉确实难以言喻。

任何的选择都将会伴随一定的代价，然而这份代价可能一辈子都要支付下去。只是我内心仍然长着棵无可求药的藤蔓，它们把所有的执念和初衷植根于血肉里，从内至外地延伸开去，宣泄着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满。

我终究是无法打败它们的气焰，当然了，代价自然是它们在与现实的抗争中我必须咬牙彻齿吞进肚子里的漫长的煎熬。

在迪拜转机回国的那趟飞行中，我在靠窗口的位置第一次看见了似乎比海洋还广阔甚至更荒芜的沙漠，告别就是在这样的黄沙滚滚中迎面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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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要怎样抓着改变人生趋势的丝线，可归根结底无法把那些错误和不合理的过去尽数清除。就如同我打算用尽办法离开这座城一样，总是有某天我会意识到自己终于还是回来了。

但是，请无论如何在告别世界之前，再继续厚脸皮地挣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