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曾不乏叹惋地对媒体说：“物理学发展已经濒临极限，该研究的都有了定论。”但就在这句话出口后的十多年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向牛顿经典力学气势汹涌地扬起了战枪。

我想，极限终究是主观看法居多。一时的山重水复，诱人畏葸不前，但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科学如此，艺术亦如此。

曾几何时，宗教的乌云阴霾黯淡了整个科学的蓝天。哥白尼临死方敢抛出“日心说”，仍然被教会的打手鞭尸，布鲁诺高呼“让真理的利箭万箭齐发”，则被处以火刑。试想，在上帝尊贵的躯体面前，激进的遗传学如何发展？上帝似乎便是遗传学的压顶泰山，便是极限。但是，这时出现了个达尔文，进化论的重拳雨点般痛击神学的软肋；而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又将上帝无比尊贵的躯体践踏的体无完肤。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对极限的突破，我们可能仍将在诵经祈祷的靡靡声与教会的压迫窒息下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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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权威头上的光环让人不敢仰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不是自由落体的极限吗？又如何会在比萨斜塔上十万目光前被两个铁球愤怒地击穿？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声称对“哥德巴赫猜想”无能为力，无法进一步论证？但这个极限，又是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被一个叫陈景润的年轻人突破？

科学发展本来就如汹涌的洪水般，无可阻遏，无所畏惧，没有极限可言。而艺术呢？

文学方面。当华美绮丽而又言之无物的骈体文充斥整个文坛时，文学是否发展到了极限？且听白居易遏流高唱“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格调呆板无味的八股文与“之乎者也”的老学究文风泛滥成灾时，文学又是否面临着极限？且看鲁迅坚定的《狂人日记》，文学便在他们挖开的突破口汹涌地开始宣泄。

音乐方面。当指法繁杂而内容单一的宫廷音乐盛极一时，巴赫又是如何突破极限，开创一个“巴洛克时代”？而当现实主义流派喧嚣无比时，贝多芬又是如何用浪漫主义的乐音倾诉自己的激情？

无论是科学、艺术，还是现实生活，所谓“极限”只是弱者懦弱的通行证，智者酝酿突破的出发点。正如无尽的黑夜总会迎来嘹亮的鸡鸣，所谓的“极限”又如何能阻遏探索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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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头，终会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