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一本记录余秋雨先生给北大学生讲课的书，是姐姐高中时买的，叫《问学余秋雨》。我二年级时翻出来看，对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我是不大懂的。后来总算明白了一点儿，心想这个人说的真好。再后来我又在名家汇编、语文教材中陆续零散地看到几篇余先生的文章，慢慢开始对他和他所讲述的文化感兴趣。

这次国庆假期，我终于有钱买我敬仰已久的《文化苦旅》，于是立刻在当当网上买了一本——顺便推荐给了一位同学。

星期六书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前两章《牌坊》《寺庙》，是在讲自己的故事，我不太感兴趣。翻到《道士塔》，我被吸引住了。

匈牙利人斯坦因、翻译蒋孝婉，出身农民的道士王国篆，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因为一个藏经洞，命运在莫高窟紧紧地勾连在一起。王道士的无知以及对财富的喝求，蒋孝婉的软弱，斯坦因的狡诈，共同把成堆的文物推向大英帝国的博物馆，成就了国衰民弱岁月的悲剧。

于是，余秋雨来到了敦煌，站在莫高窟门外，王道士塔前，仿佛穿越到了20世纪初，他畅悲，自己来到了西域的大漠里，拦住斯坦因的车队，与他辩论。引用余先生的原文“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是啊，在那荒芜时代里，大清正企盼用两千年的巫术和权谋苟喘，大英帝国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高文明水平，可斯坦因在这片生长野蛮的土地上掠走的辉煌、殖民者的傲慢，使他只是一个强盗。而和强盗（哪怕他是一个精通七八门语言的学者）又有什么逻辑可言？

如果真的拦下来了呢？余秋雨接着说，“当然应该送交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这可是古代文物啊！如此作为，无怪乎大清之亡！余先生接着又写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即使运到了北京，也不知如何保存。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因为我发现，被迫留下了车队而离去的他，也一次次回头看我。”

“但是，山河乱成一团，明天路在何方？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巧的是，“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前几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而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在时隔上千年的文明重见天日时——一个摇摇欲坠的朽烂的国家，正在被坚船利炮横扫，似乎再用点儿力，就要倒了。

百年前，大漠一个宁静的夜晚，九千多本经卷，仍在透过时空，警醒世人……

最令我触动的，还是那篇《宁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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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炭，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这是康熙年间，顾贞观因思念老友吴兆骞，所作的两首《金缕曲》。而同是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余先生提到，“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一百五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即使按清代三百年平均，每年也有五千人被流放，平均到每天就有接近十四人被流放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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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中国，生活水平、GDP、疆域，都可以说领先全球。康乾盛世持续时间在唐之后前无古人，但就是这缔造盛世的帝王，统治着似乎代表文明的国度，每天都流放十四个人。

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律吗？不，他们中有一部分是读书人，其余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读书人有罪可以追责，但为什么牵连到全家老小乃至整个家族呢？

是啊，何以得牵连全家性命呢？何以得缔造盛世的帝王、战胜了无数强敌的国家，一下子怒不可遏、沉默寡言呢？

这使我想起前一阵子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红黄蓝据说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教育机构，可以说是行业龙头。然而幼儿园随意对待孩子，皇帝随意处置知识分子，像是文明人退回了野蛮。

我仍想借用余秋雨先生在《宁古塔》里的两句话：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但绝不喜欢野蛮。在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文明不用文明的法制守护自己，必然倒退回野蛮。”远如斯坦因、紫禁城里的皇上，近似红黄蓝虐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