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候，是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怀。虽然它具备一切浪漫剧的条件：年轻美丽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负心情人，毁灭的结局。可事实上，却没有期料中的那种伤情。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各种西方小说的青春时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呼啸山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贵族之家》，《前夜》等，从中攫取的多是美丽的委婉的忧伤。青春时代，大都是崇尚感伤主义的。不幸和牺牲罩了幻想的光环，格外照耀着经验和认识都处于空虚的年轻时光。而《包法利夫人》却熄灭了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爱玛的美貌、爱情、忧郁、希望和绝望，甚至于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赞美的描写中，呈现眼前，更不要说别的了。这一切都不够热情和甜蜜，无法满足自恋的情结。即便是成年，再一次读《包法利夫人》，觉出了它的好，也不是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时清醒，于是便冷静了，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所以，你是，折服，折服写实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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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的新近周克希先生的复译本《包法利夫人》，他在序言中，提到儒勒·德·戈吉耶由小说而发明“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定义为“人所具的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其实，这已经囊括了包法利夫人命运的所有性质。多情和善感，追究起来，竟只是“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终因“设想”和真实力量悬殊，跟循既定的逻辑，形成整个事件的因果的骨骼。可事情却又远不是一个定义那么简单，如同现实一样，“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日常过程，这个过程是因果的骨骼上的血脉、肌肉、丰富敏感的神经，也是决定它不是定义而是小说的全部理由。

还是要引用权威的语录，序言中提到的左拉的话。如左拉这样同是所谓自然主义者，他是能够了解写实的工作性质：“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便是准确地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场景”、“和谐的展开秩序”，便是写实的美学要素。那么，“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及遭致灭亡，是经由如何的“场景”与“展开秩序”而实现的呢？

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从爱玛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孕育培养的。那一年，她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爱玛在修道院里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感到压抑，相反，她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组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这是她浪漫的天性所致，也多少因为外省修道院的人性的气质。修女们对待爱玛非常友爱，忏悔时，神父缠绵的絮语，讲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学们偷带进来互相传看的精美画册，还有那个每月来修道院一星期做针线的老姑娘，唱古老的情歌，讲故事，说新闻，甚至散播小说这种世俗读物。在这里，终因为远离中心而纲纪松懈。于是，修道院便“充满温情”。爱玛的感伤性格在此得到丰厚褊狭的营养，她对生活的想象，即“欢愉，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蕴含较深又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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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与包法利医生结婚之后，尖锐地意识到这个错误。此前，闺阁的生活再是沉闷，到底还说是有出路的，出路就是结婚。居住分散的外省乡间，又不是世家出身，婚姻的机会其实很有限。于是，当包法利这个乡间医生一旦出现，她便将幸福的指望交给了他，而紧接着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即便是对他从未爱过的前妻，也含着温情，何况是他深爱的爱玛。“他情不自禁地经常要去抚摸她的梳子、戒指和披巾”；他对她言听计从；为了换个她乐意的环境，不惜放弃他好不容易立足行医的托斯特，迁去永镇；在爱玛死后，还按着她的喜好行事；他终于发现爱玛不忠实的证据，被嫉妒打击得一蹶不振的时候，当他久久望着妻子的情人罗多尔夫，“他仿佛又见着了跟她有关的一样东西”，竟也嫌隙尽释。这样的爱是爱玛没有从书上读过的，因此便是在她想象之外。“而她又没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这其实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么狭小，她没有体验的情感于她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她对客观的外界缺乏理解，或者说理解的愿望，她才可能一任发展“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走入幻觉的深渊。

如同《包法利夫人》的副题“外省风俗”，包法利医生就是“外省风俗”的最好体现。他比爱玛更早登场，也更晚退场，是为爱玛的剧情演出序幕和尾声。这大约就是左拉所说的，“和谐的展开秩序”，命运的因素依着自然的规律渐次进入，逐步形成事端，又在事毕会留下影响。小说的开头便是幼年的包法利入学读书。这是一个老实、呆笨、心底淳厚、少见识但尽职守责的孩子，有多少乡村医生是用这样的坯子做成。他们巡游乡间，会的就那么几手，可却包治百病。有治不好的，也不见怪，因为有上帝召唤做后盾呢！而医生的品格就是见证。像爱玛这样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与好名声的包法利医生结婚，已是她的福分。再不会有更加出奇制胜的机遇了，除非出现神话，比如辛德瑞拉的故事。而性格严谨的自然主义向来不制造神话，他们从不企图扭转“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于是他们便也无法扼止爱玛，这一个沉溺于自我幻觉的女人，一厢情愿地制造神话。当然，他们同样无法扼止生活的进程不断地击破她的臆造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