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缺乏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作风的表现有很多：责任意识淡漠，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做和事老，无原则地和稀泥;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错误的人事不敢作斗争，把一团和气当做宽容;不敢坚持真理，一切唯书、唯上不唯实;以执行上级指示为理由，被动地完成规定动作，你不推就不动;贪图名利，以少干、多挣、省劲为能事;发生问题，推诿扯皮，敷衍责任，热衷于嘴皮子功夫;害怕得罪人，害怕挑战，害怕失败，遇到难缠的人、事躲着走;愿意干打死老虎的事情、锦上添花的事情、顺水人情的事情，不愿意做真较劲的、雪中送炭的事情;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看风向做事，说话办事慢三拍;做表面文章，图风光热闹，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等等。

为什么不敢?有着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深刻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对入党为什么、做官为什么、怎样做党员、怎样做干部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一个党员干部的不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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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不当共产党!出自年仅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之口，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信仰。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把小我融入大我，把短暂的生命融入不朽的事业，便增添了舍我其谁的无限责任感和使命感，增添了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巨大勇气，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让一切敌人和困难在共产党人面前屈服。我们的队伍中也出现过王连举、甫志高之流。面对死亡，他们害怕了、动摇了。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要我为你们卖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对于为什么入党、为什么当官的回答，反映出在他们内心深处，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抵不过一个私字。

和平时期，固然没有生死的考验，但是却有个人利益的考验。在一些人看来，和个人的面子、位子、车子、票子、房子相比，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都是第二位的东西。如果发扬三敢精神而带来丢面子、打板子、抓辫子、挪位子，是得不偿失的，是不能承受之重。有了这样的观念，发生三不敢的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当然，我们绝不能把三不敢现象同战争年代背叛革命的行为混淆起来，更不能把有这样想法的党员干部等同于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动摇者。但从主观思想根源来说，都是没有真正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当做行动的最高准绳，都是在思想深处藏着一个私字，藏着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政绩观。在今天，这样的党员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党员，这样的干部也不能算是合格的干部。当一个干部把私的利益绝对地置于人民利益、党的利益之上的时候，他就会或迟或早地走到人民和党的对立面。腐败分子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信上就谆谆告诫孩子，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这里的利益毫无疑问是个人的私利。

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现在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发扬三敢精神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滋扰。

其一、干部从职业革命者到职业化转变的考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投身革命即为家，党的干部多是职业革命家，革命就是干部的一切，靠参加革命来养家糊口，客观上也不可能。延安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同战士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不同的是，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以下逐级递减，但最低的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也有1.15元。可见高级干部和战士的待遇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和平时期，随着我们在经济上不断取得成功，相应改善干部待遇既合情理又有基础。一方面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担负着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自身的职位也是用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在一些人看来，当干部和公务员是一份非常好的职业，意味着权力、地位、待遇，意味着更多关照家庭、家族、老乡、单位等小团体利益的资源。据调查，多数大学生认为最好的职业是当市长，而目前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当公务员。据报道，国家某部委的公务员招考比例已经超过2000:1。丢掉官位就等于失掉了一切。正因为如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妥保乌纱是一条相对风险小、收益大的选择。当一个干部为了维持干部这份职业而工作的时候，出现三不敢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也可能会有一些党员干部，曾经想清楚过入党为什么、当干部为什么，但是在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又模糊了。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有的同志最初入党是为了做工作，后来变成又做工作又做官，到后来就只做官不做工作了。一个官僚主义者，要做到三敢，更是不容易。

其二、从革命到建设主题转变带来的考验。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敌我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武装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我们时时刻刻置于人民和敌人的双重监督下，我们必须坚决、果断、勇猛地斗争，丝毫的怜悯、妥协、懈怠都会导致血淋淋的失败。武装斗争这种形式，也使得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是你想不想碰、敢不敢碰的问题，而是敌人根本不给你逃避、喘气的机会，不敢负责、不敢碰硬、不敢创新，就意味着自我淘汰和灭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情况逼迫着我们焕发出无穷的动力，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胜利之道。

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相应的工作方法以说服、教育、协调、沟通等为主。相对来说，在尖锐对立的敌我矛盾面前，我们的同志比较容易分清是非，坚持原则，保持斗志。但是在形势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放松警惕，模糊是非，涣散斗志。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的，有些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却可能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要打败仗，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人民内部利益诉求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绝大多数事情不属于大是大非问题，甚至不是是非问题。这种情况下，三敢面对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民，搞得不好，会得罪人、失掉选票甚至位子。另外，和打仗不一样，很多事情拖一拖、放一放、凑合一下、躲避一下，并不见得会一下子坏到哪里，而要想干得出色一点，则需要多付出成倍的努力。这种情况也助长了三不敢现象。

三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影响。我们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里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着丰厚营养的同时，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毒害。诸如：明哲保身，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等等，增添了不敢负责、不敢创新等消极思想。加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右倾主义错误，一些好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一些善于收敛锋芒、老于世故、见风使舵的人则能平安无事，甚至得到重用。这或多或少强化了一些干部三不敢的倾向。

四是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不到位。制度和政策具有重要规范和导向作用。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来说，并不全是有利于三敢干部脱颖而出的。如在干部的考评提拔方面，对群众投票不加分析，一时得票高的就是好、不高的就是不好;个别领导干部也不喜欢三敢干部，认为他们会惹事，因而不支持、不鼓励;对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求全责备，以成败论英雄，不允许失败，不允许改正;把提拔干部当做福利待遇，论资排辈，看年头提拔，把无错当做晋升提拔的充要条件;对于创新型干部也缺乏提拔和成长的绿色通道等等。在工作分工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副职、不同层级的干部缺乏相应的权力，干事创业的舞台不够大，使他们想负责没有事做，敢碰硬没有权力，想创新缺少空间。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提倡三敢精神，但是在干部如何负责、如何碰硬、如何创新方面，缺乏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导，增加了三敢的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三敢精神的发扬。

怕字当头，归根到底也是精神懈怠的一种表现，形成了风气，同样会腐蚀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肌体，危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因而必须要认真对待，研究新形势下其形成发展的原因特点，对症下药，一靠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二靠更新干部考核和选拔的理念和方式，三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不断保持我们队伍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