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痴迷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柳毅传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如果没有那封信，龙女将永远被凄苦折磨，更何谈与诚实笃信的柳毅结成良姻？书信在人类生活中承担的重要角色让我觉得命运是奇妙的，它像一只魔盒，总是藏在命运的转角，打开一只信封常常便是又一重天地。

家里也常收到亲属寄来的书信。信的内容常常和亲情有关，每每放下信来，父母的脸上或忧愁，或喜悦，或释然。小小的信封，方方的邮票，薄薄的信纸，承载的是爱与关怀，潜意识里，书信变得无比神圣。后来又知道书信的别称是鸿雁和鲤鱼，联想到一只只大雁衔着书信在碧空里飞翔，一尾尾鲤鱼怀藏着书信在绿水中游弋，书信的形象便更加诗意而唯美。

那时，书信几乎是寻常百姓唯一传递读息的方式――花上2分钱买一只信封，再花8分钱贴一方邮票，“鸿雁”便负载着思念与交流在山水间穿行……当然，也有电话和电报，在电影里观摩的次数较多。我就读的银州区第五小学只有一部电话机，放在校门口的收发室里，被锁在一个方方的木头匣子里，学生是无缘近身的，老师们可以自由拨打，但是不能打长途。电报呢，跟父亲去邮电局发过一次。我站在高过我头顶的柜台下面，竖起耳朵认真倾听有节奏的嘀哒声，眼前闪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头戴耳机发报的经典英雄形象，同时，一边抱怨拍电报怎么那么贵，要按字收费？一边揣想汉字是怎么变成电波的？唉，如果不是有十万火急的事，这只“鸿雁”还真雇不起！

鸿雁传书的年代维持得特别久，1988年，我上大学时，特别热衷于给同学写信，每周一封，写好了，把信纸折成雁的形状装进信封寄出后，便开始怀有无限的期待。那时，电话虽已不再被锁进木头匣子里，却依然徘徊在百姓家大门口，费用太高，消费不起。1990年，结婚刚刚两年的哥哥做出了惊人之举――花了3000元钱装了部住宅电话（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贵得可怕），消息传来，我吃惊得张口结舌：难道这只看不见的电鸿雁真的成了我们可以自由驱使的私有品？哥哥更是骄傲得忘了形，逢人便通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因为这部电话的存在，他的身架似乎真的提高了数倍！我默不作声，预感到一个自由通信的时代已经来临。

果然，两年后，寻呼机风靡银城。一阵阵的嘟嘟声后常常带着“记得有事CALL我”的后缀。谁的腰里或口袋里若缺少了那个小小的方盒子，便太让人瞧不起了，没有二三千元的汉字寻呼机，三五百元的数字寻呼机总置办得起吧？说起来真是很丢脸，真到1998年，我才花了300元的稿费请回来一部数字寻呼机。有了寻呼机，生活显得颇为忙碌，只要口袋里的“蛐蛐儿”一唱，眼神立刻便得六神无主，双腿也异常勤快，口里在问，哪有电话呀？于是，有人叹息，带上寻呼机真是自找麻烦！还真是怪，人越是烦越高兴，因为信息交流的速度快了，人与人交流的距离大大缩短！于是，在远方读大学的弟弟很少提笔写信了，有什么事，“呼”一下，随叫随到！那在时空隧道里奔波了几千年的鸿雁，也该歇歇了！

哪知，这一歇就把自己的江山丢了！寻呼机的价格和费用刚开始走出下调的曲线，“大哥大”就上场了――砖头一般的脑袋上伸出一根亮闪闪的天线，神气着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二三年”，还没等“大哥大”把气喘匀，手机便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了大江南北。从双向收费到单向收费，话费从每分钟的一元多到几分钱，从单一业务到套餐业务，花样翻新。手机变身变脸的速度更是一日千里，从单色屏到彩色屏，从小屏到超大屏，从按键输入到手写输入，从单弦铃声到原声真唱……天啊，短短的四五年间，手机居然从一个只会啼哭的婴儿进化成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那些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人士终于累了：什么这功能那功能都没有用，只要待机时间长，能接打电话，发个信息就够了！原来，不论古代还是现代，鸿雁也罢手机也罢，自由顺畅地传递信息才是不变的追求。

2008年9月3日，我掌中握着的是用了4年的摩托罗拉C650，它形容黯淡却接听清晰，同事劝我换一部新的，我坚定地摇头：又没坏，换它作甚？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通讯方式经历了从书信到电话、网络这样一条从前难以想象的路线，我们的消费理念也从盲目跟风回归到理性消费，我们的物质世界经历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精神领域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改革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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