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高老头》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间喜剧》庞大结构中的一个枢纽站，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小说“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的环境详细逼真，细节描写细腻生动，塑造典型人物性格突出，使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至今仍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一，它是封建宗法思想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所战胜的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

小说主人公高老头向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他把女儿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为了女儿的体面，他歇了生意，只身搬进伏盖公寓;为了替女儿还债，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一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杀人放火”。

对这样一个“慈父”，巴尔扎克赞叹“他无异于一个基督教神圣的殉道者”。有人也曾赞赏他“表现了人类崇高的至性”。其实，这都是把高老头的父爱抽象化，神圣化了。事实上，高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带着阶级的复杂性，他的父爱是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的。从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观出发，他认为父女之爱天经地义，“父道”是家庭、社会的轴心;但他又怀着往上爬的虚荣心，把对女儿的“爱”作为攀援名贵、抬高地位的手段，结果，原本高尚的感情变得庸俗、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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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头的父爱的悲剧，既是个性发展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是由于他心理偏执的近乎疯狂的父爱，使他成为父爱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他与社会行为准则脱节，从而使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在道德上，高老头并没有完全接受资产阶级一套，还拖着一条“宗法道德的尾巴”。从内容到形式，高老头的父爱都是基于这种宗法道德观念，因受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无情冲击，而呈病态、畸形的。它是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他的父爱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因而具有自我抹杀性，正如高老头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

作者有意识把高老头的父爱夸张到“荒谬的程度”，“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然而，这种“伟大的父爱”却为世道所不容，为女儿所抛弃。高老头的父爱是巴尔扎克的理想家庭形式，又借以批判了“猥琐、狭小、浅薄的社会”，高老头的父爱并不伟大，但从客观效果而言，他真实揭示了病态“父爱”产生、发展和终结的社会原因，这一点倒是伟大的。

《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象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走去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更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的小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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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在爱的沙漠里，爱是要被嘲笑的。

可悲，可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