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多写”是传统语文教学一直来承传不衰的圭臬，也是语文学习的法宝，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据我的研究，各家在“多读多写”的理解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而不同的理解也就等于不同的学法，也就等于不同的教法，决不能小而视之。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讲讲“多读”。

“多读”的“多”，是指所读的作品在数量上要多，还是指阅读相同作品的遍数要多？“多读”的“读”，是指无声默读，还是指有声诵读？不同的理解，就等于不同的学法，也就等于不同的教法。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同学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的，很有澄清的必要。

“多读”当然有博览群书(泛读)一义，但就中小学生而言，精读恐怕比泛读更重要。中国历史上的散文何止数万篇，但私塾里的塾师们却专重那只有220篇的《古文观止》。而巴金后来成为文坛泰斗，自称就是得力于小时候诵读的“这两百多篇‘古文’”。他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见巴金《谈我的散文》)

我们说唐诗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流传至今的约有五万首，但我们真正要学唐诗，恐怕也不宜以九百卷的《全唐诗》作教材，还是选具体而微的《唐诗三百首》为好。郭沫若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大诗人？据他自己说，五六岁时即已把《唐诗三百首》背得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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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文选》烂，秀才半。”但不说：“书看完，秀才半。”南宋朱熹也说：“读书贪多，最是病。”又说：“若务贪多，则反不曾读得。”(《朱子语类》)据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载，朱熹“门人与私淑之徒，荟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显然，这六条读书法都是专就精读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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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曾国藩在《致诸弟》的家书中曾述及治学之方，他说：“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在这里，曾氏特别强调了一个“专”字。我很好奇，一直想知道曾国藩“精读”的书是什么，但翻遍《曾国藩家书》都未能找到答案。后来，偶然的机会看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录》，里面的一段话解了我多年的困惑：

正史编年而外，学者欲多识前言往行，则三通尚已。《四库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书类，《通志》入别史类。……

清秦蕙田作《五礼通考》，……凡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曾涤笙尝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为四通……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外此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实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说，欺人语也。

据此，我们知道曾氏“精读”的书大概是《通考》。

曾国藩、郭沫若、巴金读的书不同，成的业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把自己认准的书都读透了。读透《通考》成为政治家，读透《唐诗三百首》成为诗人，读透《古文观止》成为文学家。

据此，我一直主张，要把语文学好，在中小学阶段必须读透一两本书。

当然，一味地精读而不事泛读也学不好语文。平时所谓的博学鸿儒、饱学之士不单单是指书读得透，更是指书读得多。我们说许多学有所成者都得力于一两本书，绝不等于说他们只读过一两本书，只是说这些人在这一两本书上用力较多罢了。事实上，我们的古人在强调“精读”的同时非常重视“泛读”。曾国藩的学问得力于《通考》者甚多，但他给自己定的却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规矩，涉猎极广。1876年行世的《曾文正公全集》收录了奏稿、批牍、治兵语录、文集、诗集、杂著、日记、书札、家书等内容，计167卷，所及广博，内容浩瀚，良非专治《通考》一书者所能为。鲁迅先生在论及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介绍了一种“随便翻翻”的读书法，这“随便翻翻”其实就是“泛读”的一种。鲁迅认为什么书都可以看一看，“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帐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鲁迅的这种广泛涉猎，扩大了他的见闻，丰富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语言。鲁迅文章的思想深刻、角度新颖、语言犀利，是大家公认的，而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与他的“泛读”密切相关。

我认为，“精读”立灵魂，建骨架；“泛读”丰血肉，美服饰。一个当主食吃，一个当零食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点：一个人，不吃零食也许会营养不全面，不吃主食则一定会饿死。

所以，我坚信，认认真真读透一本书，远胜于囫囵吞枣看完十本书。要提高语文水平，精读比泛读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