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绍兴胜利西路坐落着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传奇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它的门很小，稍不留意就要走过头。黑漆木门上两个铁环已经锈迹斑斑，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它经历过的风雨沧桑。

20世纪初，这里住着一户钱姓人家，主人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年轻时曾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德、智、体“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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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中秋时节，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的钱玄同，接到了家乡传来的儿子出生的喜讯。异常喜悦的钱玄同，给儿子取名叫“秉穹”，意思是　　“掌握苍穹”。不难看出，这位父亲对儿子寄予了怎样的厚望！

在小秉穹出生9个月后，钱玄同就把他和妈妈接到了北平。小秉穹果然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他自幼喜欢读书，读不明白就问，四五岁时学会了很多道理和知识。一转眼，钱秉穹6岁了，他进入北京大学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由于钱秉穹在父亲身边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因此，孔德学校允许他直接读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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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学校是一所注重科学和实践的新式学校，创办者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更高年级的教学工作。

在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里，钱秉穹奋发上进，学习十分刻苦。虽然他是跳级生，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位居前列。他热爱体育，还是运动场上的一名健将。他还结交了两个非常要好的伙伴，小兄弟之间他排行老三。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秉穹的同学给他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看见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子女起名的问题上囿于形式？”于是，钱玄同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结缘科学

1929年，即将中学毕业的钱三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几本进步书籍，书中描写的未来中国蓝图深深地吸引了钱三强：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他读着读着，仿佛一个长期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终于看见了前方的光明。他朦胧中感到自己有责任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这样美好的蓝图奋斗。他认为，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他找到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

次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钱三强的头上，在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鼓励下，钱三强考取了到法国巴黎大学的留学机会。他将进入当时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而他的导师，就是发现人工放射性镭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他的聪慧和实干深得居里夫妇的赞赏。居里先生选他为助手，协助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轨迹的云雾实验室。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从查阅文献资料开始，不断研究并提出改进方案，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实验室建成了。接着，他又创造性地制成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机。居里先生称赞他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钱三强的刻苦钻研获得了居里夫妇的赞许，也赢得了同为核物理领域研究者、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的青睐。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钱三强，带着妻子一起，投入到研究中。

就在这一年，钱三强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钱三强仔细观察这张有着细微差别的照片，他凭自己的实验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认为“这可能是从铀原子核中另外分裂出来的一颗质子的射线”，既然是二裂变，那么这现象如何解释呢？

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这对年轻夫妇相互轮换着在实验室度过了1000多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他们终于又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的核裂变现象，实验照片上再次出现了那根垂直的细线，这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这样的结论令他们欣悦异常。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分为三。经过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即铀核的“三分裂”。他们把实验结果报告给了居里夫妇。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在居里夫妇的支持下，钱三强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此后不久，他又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他们将实验的成果和照片在法国科学院公报上公布，又对三裂变放射出裂片质量、动量和角度做了精确的测量和计算。一直以来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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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夫妇引发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地震。1947年，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均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很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晋升钱三强为研究导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以为这个中国科学家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下去的时候，钱三强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要求。居里先生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听了钱三强的陈述之后，就立刻表示理解和赞成。他对钱三强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同时也将当时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钱三强，并且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带回中国。居里夫人在跟他们惜别时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就这样，钱三强带着这些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精神振奋，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然而，中国的核弹研究工作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钱三强很清楚，原子弹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甚至于中国的国防、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受到创伤。为了牢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钱三强带领原子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精神抖擞地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

人马调齐，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制进展神速。要向研发出原子弹，必须提炼出铀235。当时，有一种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苏联人称它是“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科学家接近。“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钱三强为此组织了攻关小组，联合中科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合格的扩散分离膜，并开始批量生产，使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紧接着，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09丙机，正是这台计算机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茹云，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起初，有些外国人还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儿，直到他们对大气中的漂浮物进行分析后，才感到震惊。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独立研制出原子弹令美苏等大国均对中国刮目相看。

遮盖在中国大地上的乌云吹散了，钱三强紧锁的眉头却没有解开。他带领着技术队伍，再一次投入到研制氢弹的工作中。“曾经以为最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是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仅仅2年零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如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称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样的目标下，钱三强一生脚踏实地、艰苦攻坚，创造了世界导弹研究领域奇迹，为共和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最终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也实现了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学以致用，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