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读过莫言的作品，但只要看他长得一张村支书的脸，就知道这人绝不可能写出好作品。”这是深圳大学副教授徐晋如说的一句话。这个叫徐晋如的，人称“狂人”。的确很狂，狂得不知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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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赵本山长得一张“村支书”的脸，我会赞同。这是因为他血管里虽然流着农民的血液，但他早已背叛了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就是拿农民开涮——讽刺挖苦农民。说莫言长一张“村支书”脸，莫言还没到这种“境界”。如果说莫言长得一张农民的脸，我会赞同。因为莫言的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所以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我以为这也是他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真谛。莫言自己也说过：“尽管我生活在北京，是北京人，但以思想感情说，我完全认为我还是一个农民，永远依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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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农村长大的，小学毕业就务农，直到二十一岁去参军。这位出身农民的作家，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多年来，他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都没有离开他的故乡——山东高密县里那个充满荒诞、愁苦而又朴实的山村。

最早看莫言的小说，记得是1985年的冬天。那时我还在农村种田，当时县文化馆组织文学青年采风，在阅览室看到了《透明的红萝卜》。我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过了三年后，我在《十月》看到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这是一部为民请命的杰作！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这不是虚幻的构思，而是现实的写照。在那个时候，莫言就以小说来呐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这一点，他比李昌平早喊十多年。农民、农村、农业始终是莫言叙述的中心，他以自己的创作，建构了“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乡土世界。他每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都是这里。

由于我家的出身是地主，土改前有上中下三幢连着的房子，土改时被赶出来住茅草房，二十年后父亲花七百元钱又从贫农手中买回了一间住。所以我对莫言描写地主的细节尤其关注。在他的《丰乳肥臀》中读过这样一个情节：翻身农民斗地主，一个农民竭力思索地主的罪恶，实在想不出来，但还是要发言的：“反动地主司马库有四个老婆，我一个也没有！这，公平吗？我建议，把他最小的老婆分给我！”那个时代，贫苦的老单身汉分个地主的小老婆是有可能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村里就发生过，一位穷单身汉就分到了邻村地主的小老婆仙花。（有趣的是莫言写小说也是为了女人，因为饥饿中的莫言还想着娶铁匠的女儿为妻。）而小说《生死疲劳》描写的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未离开这块土地。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五十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由此可见，莫言怀抱华美颓败的土地，决意对半个世纪的土地做出重述。正如莫言所说：“没有土地，农民像浮萍一样飘摇”。我还喜欢他的长篇小说《蛙》，写的是乡村计划生育的爱与痛。应该说，《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计划生育的现状，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莫言的笔下还有这样一群女人，比如《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丰乳肥臀》中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尽管小说中的女性性格各异，但都是在苦难中挣扎，其实，莫言无处不是在倾诉着农民在隐忍而坚强地活着的现实。

莫言的小说没有离开高密，也没有离开农民。所以我说，他骨子里就是农民。由此我还想起了鄢烈山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每个中国人，不论他出生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农民’的鲜血，中国农民的脊梁挺不起来，缺乏做人的尊严，哪怕你手里有出国护照，甚至有专机可在五大洲飞来飞去，你在文明世界里仍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