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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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儿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

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方镜的背面看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唾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 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至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顾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

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头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为他缝制的蓝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腥气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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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散装高梁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儿夹过来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从来没见过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豆腐淡淡腥气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爸爸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车出了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