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市里的学校回到镇上时，一下车大老远就看见她坐在拖市初中门口，用细长细长的竹签打毛衣，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门卫苏老伯叨嗑，眼睛却一直盯着几十米外的车站。见我下车，她收了毛线竹签疾步迎了过来。

天空黑蒙蒙的，已是深冬，雪花肆无忌惮飘忽着。我朝她喊了声，妈，我回来了。她嗳了一声，跑到我旁边要夺我背上的包，我说不用了，真的不重。于是她搓搓手，为我拂拭掉身上零零落落的雪花，旋即打开伞，她只顾着我，全然不知自己大半部分身子晾在漫天大雪里。我一把夺过她右手里擎着的伞，高高举在她头顶。她侧头看我，要上扬四十五度才能看清我的脸。唉，转眼你就蹿这么高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她低着头自顾自地边走边感慨着。

爸爸在镇上拖市初中带毕业班，教的是数学。她在学校食堂做工，为几百号住宿生准备餐点，一日三餐，累倒是不累，只是偶尔上早班要摸黑起很早去做早餐。

学校分配的单元楼坐落在北面，需横穿过四四方方的操场才能抵达。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空旷的操场上没有人，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操场上铺了厚厚的雪，我们肩并着肩从上面走过，相顾无言，鞋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爬到六楼停住的时候，她用一只手撑着墙直喘粗气。我拿钥匙正准备开门时，对门许阿姨正巧推门出来。哟，齐明回来啦，咋这晚撒，都两点半了，你妈十一点就跑去门口等你了，我就说嘛，从市里打车回来至少也得要个把小时，她硬是不听我劝。

我和许阿姨打了个招呼便开门进屋了。我把包搁在沙发上，她放下快要织好的毛衣便去厨房做饭。她许是怕我窥见她红肿的手指，所以进了厨房才脱去棉手套搁置在案板上。而这细微的动作，却在我正欲进书房经过厨房门口时看了个正着。她的手指红肿得厉害，活生生像极了街边烤炉上刚烤熟的香肠。我怔立在厨房门口看得发呆，她搓搓手说，没事的，最近气温陡降，又下了雪，所以才冻了手指，过几天应该就会好，你去房间里睡会儿吧，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应该很累了。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要去厨房清洗，她还没吃完，忙起身从我手里夺过碗说，你去歇会儿吧，待会我吃完了来洗。我朝她甩了个诡谲的眼神说，你以前不都是教育我和姐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么。她夹了一块回锅肉，笑笑说，现在你们长大了，这些小事还是留给我这个老骨头来干吧，你们得把精力全花在大事上。

晚上看了会电视觉着有些困了，我进了房间躺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间门咯吱一声开了，她右手搭在门把上，左手撑着门框，探进来半个脑袋问我，今天怪冷的，要不我进来和你一起睡吧。我问她爸去干嘛了怎么这么晚都还不回来，她接了话茬儿立马回我说他去市里开会了明天才回来，然后眼睛直勾勾瞪着我等我表态。我说那好吧，你再去客厅拿个枕头过来。她转身去拿枕头的刹那，我看见她爬满皱纹的额头顿时松散了许多，脸上挂着轻轻浅浅得意的坏笑。

她把枕头搁在我脑袋旁边便躺了下来，没过多久她把头偏向我轻声问我睡着了没，我眯着眼说还没。于是她起身去床边的书柜上拿来一本厚厚的相册，封面已有些发黄，纯绿的底色也浅淡了许多，岁月静静流逝，一切都恍若隔世，我有时候甚至怀疑这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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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批上红棉袄，盘腿坐在我旁边。她自顾自地翻开相册，一股陈旧的气息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我闻见光阴悄悄从耳旁溜走的声音。翻到第五页，那一页是我和姐姐很小很小时候的照片，全是黑白照。她指着其中一幅问我哪个是我哪个是姐姐，我斜眼瞟了一下不经意地回答说左边是我右边是姐姐。她霎时笑出声来，唤我是傻孩子，尔后煞有介事地讲起那时候的奇闻异事来。她说你这小子呵，小时候调皮得很，特闹腾，和谁都爱攀比，看见你姐姐扎马尾辫，你硬要我也给你扎一个，而且还一定要比姐姐长，拉你们去照相前特地把你姐头发剪得比你短了些你才肯入镜，这不，你看这张照片，你的马尾辫是比你姐长了点儿，可是你姐的小脸也拉得挺长。你还真别说，但凡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问我你们是不是双胞胎姐妹花。还有，那时候你们姐弟两成天对着干，没有一天是让人省心的。

其实这些旧照片我已经看过无数次，小时候的一些事她也给我讲过很多遍。但是每当她拿出相册问我到底谁是姐姐谁是弟弟的时候，我总是装作不知道似的回答错误，要不然，她就接不上话继续往下讲那些我熟烂于心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姐姐在省城读大学，半年难得回来一次，爸爸这些年一直教毕业班，又是班主任，责任大杂事会议多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上高三了，每月回来一次也就两三天功夫，于是常常剩她一个人在这偌大的屋里。说不孤单，是不可能的。

翻完相册，她复又躺回来，一头扎进暖烘烘的被窝里。她背对着我不说话，我从被窝里抽出手来从她头上扯下一丝白发，我问她疼不疼，她却叫我再仔细找找，帮忙把白头发都扯掉。其实她的白发就是这两年才开始有的，她把她的青春与活力都幻化成汗水，滋养了我和姐姐，我们渐渐出落成健康的少男少女，她却日益老去，皱纹爬满了脸，白发也开始潮水般蔓延至头上每一个角落。

我正怔悚想得出神，她把脚伸过来搭在我脚上，然后惊讶地叫出声来，咋冰凉冰凉的，我来帮你暖暖脚吧。说完她从被窝里拱过去爬到我脚边，把周围被子压得严严实实，便开始用热乎乎的粗糙的双手轻轻揉搓我的脚。她的手总是那样暖，像是肃杀冬日里高挂着的艳阳。

她起初用手在我左脚上轻轻滑过，像在找寻着什么，而后大拇指停在我的大脚趾上，那里有一块肉死了，深凹下去，依然没有长起来。于是她一边揉搓着我冰凉的脚一边在床那头自顾自地又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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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发生在十三岁夏天时候的事。有天中午天气闷热得不行，我们一群小伙伴泡在河里游泳，有人提议去河边棉花田里捉迷藏，我就是在找寻他们的时候赤着脚在田野里一阵狂奔，不想却踩到一条大乌蛇，大脚趾被咬了一口，针扎一般的疼痛难忍，脚掌和小腿吹气球一般立马肿了起来。恰巧当时她正在不远处的河边用木棒子捶衣服，听闻我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扔下木槌风一般飞奔过来背着我跑到镇上车站，司机看这情形吓坏了，飚飞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市人民医院。在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蛇毒终于是被排出来了，伤也好了，只是疤痕一直都在，像是一块难以愈合的纪念。

说完我被蛇咬的事，她又过来摸我肚皮上筷子一般长的伤疤，紧接着又谈起我生病开刀的事情来。

我刚出生才十个月，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大人们怎么哄都没用，于是用自行车驮去镇医院诊断，医生说是肠梗阻，但是镇医院治不了，只能去五十公里外的市医院。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通乡公路还没修建，没有客车通往市里，于是大人们找来一辆拖拉机连夜把我送往市医院。总算是有惊无险，主治医生说要是晚来两个小时的话，他们也无能为力了。然而，好景不长，七岁那年旧病复发。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医生问她是在原来的刀疤上动手术还是在旁边再开一刀，为顾及我将来的外表形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其实这是有风险的，如果先前的疤痕再次被切开后生长缓慢难以愈合的话，那就难办了。大难之后必有后福，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生过大病了，我吃的香睡得好不比同龄人矮，成绩还不错。

她总说我是她逃不掉的祸，是她躲不过的福。小时候闹腾得很，又多灾多难，稍大一些后，却懂事得比谁都快。她说她在我身上操心只操了十五年，而一般别的孩子，过了二十岁都还不懂得人间疾苦父母辛劳。

也不知她到底讲到哪里了，我听着听着就很快沉入梦乡。她不厌其烦的絮语像是冬日里淡淡的光线缓慢地飞进我的耳膜，恰似一首温柔的软绵绵的睡眠曲，引领着我遨游在甜蜜华美的梦境边缘。

其实每次月假回家，她对我讲的无非就是这些我早已熟烂于心的陈芝麻烂谷子。我总是以一个旁观者和无知者的心态来聆听她一成不变的说辞，然我并不觉得厌烦。相反，我从她日复一日的唠叨中渐渐懂得生的意义，奉献的魅力，以及宽容和大爱赋予我的孜孜不倦的汩汩温暖与关怀。这些都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最平凡而又最真切的道理，每次回想起来，都有温热的液体在眼眶里打转。

高三的假期总是短暂。第二天吃了午饭，整理好行装，她送我去车站。其实车站就在百米外，透过卧室窗户就可以看得很清晰。但我是拗不过她的，她执意要去送我，每次都是这样子。

走之前我敲开对门和许阿姨一家道别，在她家客厅逗留了一小会儿。无意间提起我妈被冻坏的手指，许阿姨连连说道， 还不是你妈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去和面给学生做馒头，冬天这么冷的天气，其它阿姨都不愿起早床，你妈就主动替别人顶上去，毕竟上早班可以领十块钱的补贴。她坐在我身边一直向许阿姨使眼色，不过许阿姨讲得起劲没看见，反倒是被我注意到了。

上车前我装着很恼怒的样子嗔怪她，妈，身体要紧啊。她口里敷衍着说知道了知道了，一面又嘱我在学校千万别饿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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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要开走的时候，我用手擦掉玻璃上依附着的水汽，朦胧中隐约看见她站在雪路边一动不动的身影，像极了路旁这冬日里渐渐老去的枯树。我努力抑制着的泪水，竟是这般不争气地一串串滴落而下。

她就穿着那件打我生下来起就穿在身上的红棉袄，站在路边等着自己读高三的儿子渐行渐远。等到她模糊的身影在我回望的眼神中变成一颗小红点时，心里有一个声音漂浮起来，我想我下个月放假一定要早些回来，好让她不会在这冬日漫天风雪里等我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