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对人物的刻画也堪称典范，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人物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哲学家褚慎明自称与英国哲学家罗素熟识，吹嘘“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事实上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读来令人捧腹之余，又深深感到对此类人丝毫不觉陌生，也许还能回想起自己在某一阶段曾做过这样的人。

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假的文凭被方鸿渐当场揭穿后，仍不动声色，把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煞有介事地称作“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当场忽悠住了同为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方鸿渐。联想到此前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学历打假事件，可见中国人对学历证书这一镀金法宝的不懈追捧，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

而对于中国的大学，钱先生也有一番辛辣的见解：“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还是条坦道大道”。今天总有评论家在振臂高呼，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教育改革的力度一轮大过一轮，最终却沦为形式。问题的根源，钱先生早已一针见血地摆在公众面前，只是如此“大学之道”“治学之道”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大众总在感叹中国整体科研水平落后，并不是找不到原因，而是要改变这种现状，殊非易事。

读《围城》常常可以找到生活中熟悉的影子，偶尔甚至也能从中照出自己。钱钟书先生以犀利的笔触，游刃有余地描摹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群像，戏谑地旁观着由这群人上演的剧目。在阅读时，我们也就能够暂时上升到作者的高度，冷眼观察身边的人，周遭的事，以致灵魂出窍般地审视自我，带着一种全新的认识，再度回到自己城内或城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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