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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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索雷尔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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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这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辩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