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曾梵志

　　“纽约再好，好不过西班牙。”曾梵志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画廊，你感到你是在‘做生意’，而在西班牙，你会觉得问价格是失礼的事。”面对低调的西班牙贵族时，他意识到某些人的张扬实际上是多么粗鲁，“当你胡说八道时一定要小心些，因为你谈论的名画可能就在他们家的走廊挂着。”

　　他有过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个人美术馆。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他刚花3000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另外还买了一件越南的“顶级艺术品”，类似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他大约收藏了20多件。

　　“画画的高手”放弃学业混社会

　　曾梵志出生在1964年。“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我看到抄家、搬东西，我们围观。有亲戚让我在自家阳台上喊‘打倒某某某’，我也不明就里地喊了。我妈说，她最害怕的是别人剪了头发，赤脚站在晒到40度高温的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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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小知道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小孩，受人关注，这让他敏感、拘谨又害羞。日后才意识到，艺术家必须自恋，偏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他爱做白日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妈妈最害怕的是开家长会，因为别的家长会说，“看，那就是曾梵志的妈妈。”

　　他非常怕黑暗，若是突然停电，他能想象出鬼怪的形状，站在楼梯口放声大哭，大人匆忙跑上楼去安慰他。但他又对血腥的东西有异乎寻常的爱好，喜欢到医院看人缝针，缝一下，他的心紧一下，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小孩子突然死了，大人在哭，而我在场，这情景没法忘记。”若是哪里出了车祸，死了人，他们会飞跑去围观。他挤入人群看死尸，后面的大人使坏，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冰冷的尸体上。日后这些经历都将作为坚固的记忆，进入他青年时期的画作。

　　画画是“业余爱好”，至少证明此人品行不算太坏，不致出去打群架，或因偷盗被枪毙。长江边的孩子，每年都有淹死的，忽然之间就会少一个朋友。

　　他初三就放弃了学业，在一印刷厂工作，“开始混社会”。往后几年里，他的青春期具有敏感、躁动、狂热的气质。武汉搞艺术的人挺多，还分帮，武昌帮、汉阳帮、汉口帮。他住在人民巷33号，作为“画画的高手”，属于一个小帮派。最具市民气的武汉，有着像上海外滩一样漂亮的老建筑、老洋房，在上世纪80年代，艺术氛围竟出人意料地好。

　　在教室里悬挂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深深烙入童年记忆，他让他们进入了他的画；他还画过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最后的晚餐》画的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神圣的”餐会。

　　曾梵志时常去北京。1984年，北京有蒙克的展览、赵无极的展览、劳生博的展览，这无疑让他感到震惊，这些现代艺术与官方长期宣传的艺术形态相去甚远。只要有重要的展览，他就一定要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有时买不到坐票，就蹲在一个人旁边，盯着他看，等着对方下车。

　　1991年，曾梵志狂热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投稿到了《江苏画刊》。刊发时，他整个晚上没法睡觉。夜里两点拉开灯绳，重新端详杂志上的画和自己的名字。他拿到了300元稿费。在那时，300元意味着“可以请你吃顿好的”。

　　居委会大妈都知道我是搞艺术的

　　曾梵志对栗宪庭的“知遇之恩”感激有加。1991年夏，栗宪庭看到曾的《协和三联画》系列，纳入“后89新艺术展”中。这是曾梵志第一次参加群展。《协和三联画》被香港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时价2000元。让他吃惊的是——用美金计算。而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

　　曾梵志用张颂仁付的钱在香港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在后来的一些故事里，这套西装被演绎成“3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有了一套西装，穿着西装，在武汉的街头，意气风发地骑自行车。

　　他没有参加过体制内的展览，“如果能入选全国美展，也许还能评为副教授。那时我们听说，谁入选了，就能分到一套房间，带有抽水马桶。”

　　1992年，他参加了“广州双年展”，和他的前辈王广义、张晓刚等一起。他26岁，极度狂妄。“我应该得一等奖，”曾梵志对记者说，“现在我还这么想。近20年过去，当年站在奖台上的人有些已经消失了，其中那些最聪明的人都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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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所有外地人共有的野心，1993年，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在三里屯租了一间小平房。他没去圆明园，因为在那里，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活得像一个艺术家”。“那时三里屯一个酒吧都没有，晚上走路，走很远才偶尔看到对面有一个身影过来。”居委会大妈卷着大舌头说，“这是一个搞艺术的。”这让他感到北京还是很不一样，北京居委会大妈比武汉上过大学的人更能理解他是“搞艺术的”，而不只是“疯子”。但他也害怕被盘查暂住证。最苦闷的是没人来看他的画。有一次，他听说艺术圈很重要的某某某要来北京了。他攥着BP机等了两天，等着被传呼，BP机死活不叫。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他在街上游荡着，不敢回家。年轻的妻子坐在门口，大冷天洗衣服——他们没钱买洗衣机。

　　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一样自恋，曾梵志一直都在画他的自画像：没有表情的脸，杏仁般的大眼睛，红色嘴唇，紧张、不安的姿态，过分庞大的手。

　　1994年，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画了五六张，就急着让“伯乐”栗宪庭来看画。栗宪庭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曾梵志感到紧张，但还是坚持又画了10多张。后来栗宪庭为《面具》系列写评论，评价相当高。张颂仁又来了，一次买下了25张。“你的一个系列有人全部买下，这在行业里算一个事件。当时有些艺术家一年两年也很难卖出一张画。这意味着你发财了。”

　　许多年后他的身价高起来了，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他不是没有虚荣心的。后来媒体不但登他的画，还登他的照片，他会想，我该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是站在画前，还是拿着一枝画笔？时尚杂志说他用香水、抽雪茄、穿名牌袜子，像一个贵族，“还有人说我开悍马，我怎么会开悍马呢？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悍马，这样会得罪我那些开悍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