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服饰艺术传承中可见一斑。近读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服饰史学者高春明先生著的《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更加深了这一印象。《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集作者逾三十年学问之积累，厚积薄发，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作为服饰文化特殊语言的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沿革、构成和特征。1200余幅弥足珍贵的传世纹样精品编就了美轮美奂的锦绣文章，其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所付出的努力真是艰辛。 中国传统织绣纹样源出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中国传统陶瓷纹样、铜器纹样、玉雕纹样、建筑纹样等异曲同工，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别样风采。

作者认为，纹样孕育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富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及民俗学意义，意境深远。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之于政治，乃社会人等身份品级不可僭越的礼制规定：万千纹样上下亲疏有别，维系着政治和伦理秩序；纹样之于经济，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技术水准乃至生活水平：自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渔猎，及至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耕稼，纹样的题材、风格、配色、造型莫不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的变迁；纹样之于宗教，集中表现了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凝聚了人们对于自然神力的虔诚信仰；而龙图腾兼具恐鳄、惊蛇、爱豚、赞鹿、羡鹰之精神寄托，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其纹样成为至尊之代表；崇尚生命繁衍的生殖图腾则以抓鸡娃娃、鲤鱼闹莲、凤戏牡丹、交颈鸳鸯、榴开百子、蝶恋花等谐趣无穷、浮想联翩的借代纹样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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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展了哲学思维，他写到，中国传统织绣纹样设计汲中华古代文明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之精华，在造型、布局及配色方面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法则，营造出富于辩证变化且又和谐始终、回味无穷的绝妙意境，堪称中华文化风格的杰出体现。在造型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形体构成无不依阴阳变化之律，或刚柔相济，如该书所举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之龙凤虎纹绣衣；或动静结合，如民间常见之飞蝶花卉纹、明清帝王龙袍及百官蟒袍下脚之海水疆牙纹；或曲直相间，如敦煌莫高窟出土之北魏忍冬团巢龟背纹刺绣花边、明清常见之冰梅纹；或屈伸交感，如唐代之卷草纹；或具象和抽象互现，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至唐墓出土之方格兽纹锦、隋唐之连珠纹锦、宋之八答晕和明之天华锦……其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浑然一体而又毫不做作。在布局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排列充满了虚与实、聚与散、大与小、疏与密的对比和变化，貌似对立的组合取得了生动的和谐。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配色同样不同凡响，明暗、冷暖、纯度和色相对比强烈，协调有度，在一张一弛间充满变化，予人以一种美学享受。中华文明崇尚的“天地人和”，在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作者的研究功力在对于中国传统织绣纹样发展史的把握中反映出来。1929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出土的戈形兵器上，有明显的织物印纹；1950年安阳武官村殷墓出土的铜戈上，有丝绢印痕；其他墓葬出土的铜爵、铜觚、铜钺等器物上，也屡见丝织物印痕，甚至连织物上的回纹、条纹和雷纹，都清晰可辨。近30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的丝织品文物出土颇多，尤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大宗，这些丝织品色彩丰富，纹样精美，组织复杂。汉代以后，提花技术不断进步。

唐代的提花技术更为精湛，丝织物花纹硕大丰满，色彩富丽。常见的绫锦花样有盘龙、对凤、拱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芝草、双胜以及吉祥文字等，史籍中有不少记载，实物也有大量发现。宋元以后，有关织造工艺的文献记载更为丰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杨屾风广义》等著作不仅对织机的构造、织工的操作有详尽叙述，而且有附图，为人们了解古代织造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明清时期丝织物传世颇多，织绣纹样进一步发展变化，完整的织机也有传存，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花镂机提花的传统工艺。刺绣与织造不同，刺绣在已经织出的布帛上另作加工，用绣针牵引彩线，按设计好的图样刺扎出花纹。刺绣纹样同样源远流长，绚丽斑斓。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发展，更见其历史的穿透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艺术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