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那时我在大学学法律，加入了一个审判纳粹集中营罪行的研讨班。一天，我与教授旁听审判，立刻认出她来：挺得笔直的身体，宽阔的肩膀，头高高仰起。认为法官对自己不公正时，她挣扎着反驳，脖颈上肌肉抽动。她的一绺秀发从紧束的发髻里溜出来，在微风里飘动，像针尖般刺痛着我记忆深处早已麻木的感情。

汉娜曾经对我隐瞒的过去，在这几个星期的审讯里被无情揭开。她在二战时加入党卫军，与其他四名被告曾是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她们面临两项指控，第一项是每月挑选六十名妇女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项是在纳粹德国战败前的轰炸之夜，还把几百名女囚关在一个教堂里。炮弹落在教堂尖塔上时，她们本可以把大门打开却没那么做，最终锁在教堂里的人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母女死里逃生，女儿的回忆录成了这项指控的证据。

整个审判过程中，我的心都在痛苦地抽搐着。汉娜一遍遍笨拙地解释这是她唯一的选择―她是看守，这是她的责任。我在心里像其他人一样愤怒地谴责她，为她竟然对自己参与屠杀的行为浑然不觉而感到惊愕。我又竭尽全力想去理解她，因为我曾经爱过汉娜，如果我不去试着理解她，那就等于又一次背叛了她。

审判进入了高潮，另外几名被告为了减轻罪责，一致指认汉娜是女看守中掌权的那个。她们还说汉娜经常挑选年轻女孩，让她们给自己朗读书本，之后再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去。对这种怪癖的恶意渲染显然激怒了所有人，几名被告最后指认，关于教堂大火的报告是由汉娜撰写的。

“没有！我没有写。”

当审判长、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开始讨论是否要验明汉娜的笔迹时，她愈来愈坐立不安，我看到一种深受伤害、绝望而疲惫的眼神。最后，汉娜不再争辩，她黯然低头，“是的，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那个眼神是多么熟悉啊，那些记忆中残缺不全的片段，在我脑海里迅速拼接。我想起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个礼拜，父母全都出去了，我邀请汉娜到家里。她在父亲书房里待了很久，食指轻轻划过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籍，出神地望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我告诉她，其中有些书是我父亲写的，她转过身，轻盈地一个回眸，“那么，你总有一天也会写这样的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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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那时忧郁的眼神就同现在一样，我突然明白，汉娜根本不会读，也不会写！我懂了，她为什么总是让我朗读，为什么拒绝被培养成司机，因为只有当售票员可以掩盖她的缺陷。而她为了保守自己不会读写的秘密，宁愿离我而去。

作为主谋，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我没有去找审判长说明汉娜是文盲的隐情，我不能破坏她竭力守护的这份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