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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不认识的朋友最近从湖南寄了几本书给我，其中有一本叫《晃县小记》，晃县，是新晃侗族自治县的简称，它是湖南最西、靠近贵州的一个县份，古代“夜郎”的属地。我翻着这本书，不忍择手，好像又回到夜郎古国去了。

1944年，我在湘西沅陵办一张《力报》，这张报原先在长沙出版，长沙大火后迁到了邵阳，但是不久却被国民党政府非法查封，我也因此被捕了。出狱以后，《力报》同人相互约定：如有复刊机会，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共同奋斗。因此沅陵《力报》一出版，我就不远千里赶回去了。只是沅陵《力报》内部不尽如人意，有几个朋友主张另外办一份《中国晨报》，而且推我作为《中国晨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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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晨报》放在什么地方出版，那时沅陵已经有五家日报，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地方，恐怕不能增加报纸了，于是我想到了晃县，晃县是湖南最西边的一个县，更西就是贵州省的玉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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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我就到晃县去找社址，说也巧，正是当地一个绅士为了“西南大旅社”的房产问题同当地县政府闹纠纷，我乘此机会，说通双方，把西南大旅社租了下来，解决了《中国晨报》社址的问题。1945年元旦，我的《中国晨报》在晃县出版了。对开四版，言论、要闻，一应俱全，在湘西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晃县的县长雷梦炎先生，也认为是晃县的一大奇迹，亲自跑到《中国晨报》来祝贺。

《中国晨报》由蒋牧良编副刊，蒋是共产党员，他在报社内部发展了组织，成立了支部。他有许多文章与成都的一家进步报纸同时见报，湖南大学的学生，兰田师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而报纸也经常登些内地报纸不敢登的稿件，因此报纸出版不久，国民党就说我们是“湘西的新华日报”。我也没想到，在这么一个荒辟的地方，竟然享受到了这么一点儿新闻自由，因此，几十年来，我对于晃县这个地方，一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通读了《晃县小记》，发现这个书名原来是我1994年6月14日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短文，现在新晃的朋友们却把他编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游记。《编后记》中说：“这是一本编给未来的书。”“但愿这本书能成为一张岁月的底片，由未来的人在心灵中慢慢冲洗。”

但是，《晃县小记》却使我重新回到了晃县，这个夜郎古国，其风光旖旎，人物朴实，实在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不敢自闭，谨向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