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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学校借了一本《明月周刊》四十周年的纪念丛书中的一本——《大家》，其中有王蒙、余秋雨、董桥、莫言、李欧梵、王安忆等等几位作家、编辑的文章。我看了很是喜欢，更生出一股冲动与渴望。

讲的都是文化，或则说是与文化有关的话题，比如李欧梵的欧洲游记，莫言在耶鲁大学的演讲等，都给予了我很多的思考。

一 写作真的要说实话吗？

这是莫言给我的问题，他说，他是看了福克纳的小说后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是这样的胡说八道，于是把福克纳的书丢在了一边，写起了自己的小说。这么一写，就把他的故乡高密写得不再是高密了。这曾经引来很大的非议，莫言也一再解释，他笔下的高密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并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东北高密乡。

我就想，真的可以这样吗？在一片虚构了的土地上进行创作，真的会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吗？这好像是一句废话，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常说的立足于生活而导致了我们在创作上的束缚。但是，突破了生活就可以胡说八道，连篇谎话吗？

二 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前苏联或其他东欧国家可以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中国却没有？

这是李欧梵带给我的思考。他在东欧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认识了些学者、文人，他们对东欧的文学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李欧梵则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慢慢体会东欧文学的变迁与发展。而我，也更多地了解了东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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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他们能够有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与他们的历史有关。不像中国，东欧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波西米亚人，捷克人，斯拉夫人，甚至是犹太人，他们经常是同在一个地域生活。这就导致了东欧常年的战争与分裂，这对东欧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东欧人的思维就不会有中国式的谦逊与顺服。所以，在东欧变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后，有这么多的反抗者与叛逆者——当然，我澄清我的立场，我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追随者——导致了他们对国家与民族产生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的典型。

但在中国，竟然会有文革那样荒唐的事情，这也使得中国的文学进步缓慢变得不足为奇。但是在如今，中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处在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为什么还是不能有一位导师式的文人出现，或者有人能写出堪比《呐喊》那样的小说？这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与爱好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不管怎样，我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发展还是抱着希望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够扛起中国文学的旗帜，把它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