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一把斧子，梭罗闯入了瓦尔登湖。

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恩师爱默生的这片土地上筑屋建房、辛勤劳作，哈佛大学走出的这位哲学家与农人同样地生产劳作，独自享受自力更生的美妙，一如东方避世潜修的隐者。

然而两年后，他毅然出山，那本“寂寞者的《圣经》”——《瓦尔登湖》也真正成为了畅销榜上堪与《圣经》比肩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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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有一脉这样认为：人与人之间毋须交流，无为即是有为，哲思之美才是天地的至理。正是这一脉中，出现了一批隐士，他们通通在思想大成后入山“静修”，或独自、或携儿带女，终是不下山的。他们也成就了一批以搜奇志怪为乐的小说家。然而，千百年光阴逝去，他们的思想安在？他们的哲思安在？纵然“看上去很美”，这种出世的想法，仅仅使世上少一文人、多一农翁而已。可以说，他们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毫无益处，那些外表的“自由”、“美丽”、“超凡入圣”，只不过是掩饰其实质上空虚的假面具而已。

诚然，思考是美丽的，完善而积极的思想体系足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然而，一旦自由过度与现实脱节，那这些思想就毫无意义，与山间一滴水、湖上一尾鱼无异，无法成为全人类角度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们大多与之看齐，往往思想一套行事一套。这也在无形之间导致了知识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脱节，造成很可怕的思维匮乏。哲学，是必须为方法论、为物质世界服务才能体现其价值的；思想，是只有付诸实践，广播于世人才能发扬其精妙的；文人，是只有心系社会，将自己划归于劳动者之中才能真正变得有利于人民的。任何时代、地区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都必须不忘那一根将自己与社会相联系的线，真正用思想为人民服务。这根线，才是文人们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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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梭罗，人人只道其避世两年成就伟大；但事实上，梭罗始终心系外界，每过数日都会出外采购、贩卖作物。更曾因拒绝纳税蹲过几十小时的大狱，从中体悟到了影响后世极深的“非暴力不抵抗”的思想。可以说，就连他这一生最为离群索居的两年，他都从未放松过与社会相连的生命线，这才是他成功之本。

“人是会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漏说了一句：只会思考的苇草，还只是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