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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风流，都显得壮丽而又难以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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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此独为“魏晋人物晚唐诗”，绝不为过。

魏晋之风流、魏晋的洒脱与不羁，魏晋的处处透着锒铛之气的“潇洒”，之所以独特于现世，或许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它诞生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

先是阮籍，他那种难以掩藏的文化感、历史感，在魏晋这个纷乱的时代与无数的鲜血与头颅碰撞、融合之后，超脱出一个更有标志性的洒脱的形象。“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当他驾着木车悠闲游荡，在绝路前眼眶喷涌而出热泪的时候，那必然不是悲哀于无路可走。那是一种错杂而浑厚的情感，是一种找寻，是只哭给自己听的来自心底对现实对生活最为真实的嘶吼。他的狂放、他的不拘礼法，至今都难以被人接受，可何尝不能试着去效仿他在穷途时的大哭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实地面对并释放自己的心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末路之前长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们不懂他究竟此言何意，但我们懂他的充满寂寞感的豪情——那蕴藏在面向天地之间一声震颤万物的长“啸”中的厚味。他不想做英雄，因而他只叹英雄，叹这纷纷乱世、竖子称王。他已将世事看得透彻而深刻，因而他只要由着心去表达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我们学不来，因而只能仰视于他的洒脱，那种不满足于世俗的追求乃至到了戏弄的程度的洒脱。我们，最多也只能活得潇潇洒洒罢了。

再是嵇康——对于余秋雨先生将他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可爱人物”的说法，无可争辩，他的个人形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比阮籍高出许多。他的潇洒，甚至近乎漠视一切。他选择了隐居，像世世代代众多文哲圣贤一样过着自己不受打搅的生活，但他又不与那些深居山林的弃世者等同——他竟略显荒唐地在洛阳城外叮叮当当地打铁。他不在乎尘世的热闹与繁杂，他甚至对此感到鄙弃，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真真正正所想要的，那永远的安宁与满足。他坚守着自己最不可侵犯的界限，一条已近乎到略带傲慢的界限——但那不是傲慢。他的风流洒脱已将他隔绝在一个常人无法触及的安宁而和谐的圈子里了，因而他能看到旁人是何等的呕哑嘲哳。他会写一脸的嘲讽与不屑，却绝不会被那些无用的音响搅乱了心思。当他最终淡然地坐到刑台上将一曲就此失传的《广陵散》弹毕从容赴死的时候，历史这一端的我们，也被震撼了。这是何等的风流，何等的淡泊万物？他的风流与超脱已在他身首异处的前一刻，毫无保留地弥散进历史的长河之中。

可叹的是，阮籍穷途的悲鸣长啸，嵇康赴死的一曲广陵，竟会成为历史的绝响。

抑或说，他们那种难以复制的风流，也成了转瞬即逝的一缕青烟，只存在了他们的那个时代，那短短魏晋之中又更显渺小的那一段历史之中。连他们血肉中剥离出来的后代，也完全不曾流淌一点点风流的血液，忠心耿耿地终命在官场之中。

我不知该如何悲于这已逝的风流。

转视现今，当风流被冠以贬低的意思的时候，又一批已在中国的时间轴上销声匿迹的“风流”者乌泱泱地重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谙世事，放荡形骸，趾高气昂地从人群中走过——他们是“风流”了，他们甚至已经超出了“风流”所能包纳的范畴而到了狂妄而放纵的地步。他们自以为已经达到那些“冥顽的古人”苦苦追寻一辈子却也只能在日薄西山的岁月里短暂享受的那种独立于浮世万物的境界。他们以为那样高傲地俯视一切、鄙视一切、将尘世污秽的万物看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可以孤高地活。但他们可曾知道，他们这样的流里流气早已将“风流”二字抹得乌黑乌黑。他们也许可以“孤高”地行走在这个社会，但重点必然会是落在那无情的“孤”字上，他们也将必然成为这个他们眼中“俗不可耐”的世界上最终腐朽在这“俗”的泥沼中最另类的极端。

还有谁记得那个风流的年代，那些风流的人物，那份真正的意义上难以企及的风流呢？

当我们向往着“诗意地栖居”的时候，不要忘了还可以追求“风流地生活”。风流，是一个时代的财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而它更能是一个人真真正正作为有思想有自我的个体存在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