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一座坡，又爬上第二座，吉普车吃力地在歌乐山崎岖不平的路上攀爬。一条小溪沿着公路流走，横过公路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石桥。桥的左面，是个黑黝的水潭。水潭后面是悬崖，山涧的水从悬崖上泻下，汇进水潭。山坳间，有一座巨大的白色楼房。

我们报社将对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最后一次报道，然后随军迁往台湾。经过多重手续，我终于见到了我的采访对象——刘国志，一个憔悴但文雅的青年。

“我叫李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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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声音温和，却是冷冰冰的。沉默很快打断了我们之间偶尔的谈话，四周的空气凝结起来，分外沉闷。“我能看看你住的地方吗？”我鼓起勇气打破了这寂静，出口的却又是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啊？”他似乎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一个微笑，“当然可以。”他一直走在我的右边落半步的位置，保持着警惕又不失礼貌的距离。高墙中间包围着一个天井模样的院坝，有一间门上挂着“管理室”的牌子。管理室旁边，是条阴森的隧道，通向平房底下黑黝黝的地底。院子里栽了几棵绿色的小树，幼小、纤弱，那岩石的院坝不能给它们以些许的营养，但这些小树竟然活着，叶片嫩绿，细小的枝干，就像从树上攀折下来，硬生生地插在岩石上似的。

白公馆的环境比渣滓洞好许多，但是却缺少了渣滓洞中那种特别的热情，冷冰冰的，就像他一样。走进白公馆的那一刻，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让我心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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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量着面前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却发现他也在打量着我。他的神色中染上了几分窘迫，“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的神情中有几分怀念，几分担忧，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蜜。我心下了然：“是曾小姐？”他不语，但那微红的耳尖以及那忽然乱了一下的眼神出卖了他的心意。真是个可爱的人，我在心底为他感到一些不值。“值得吗？”我不禁脱口而出。历史的丰碑上或许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多少年后甚至没有人会记得这世上曾有过一个他。想到这里，我的心有一些疼。

“没有什么值不值的。要好生活，我有；但要让天下人都有好生活，我做不到。为了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生活，我就得这么干！”他的神色依旧很淡，但眼中却隐隐有火焰在燃烧，就像我曾在监狱里见过的许多人一样，炙热而坚定。“我死了有党，如果我背叛组织，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那火焰燃烧得愈发旺盛起来，竟是有火花迸射。“死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死了，还有紫霞和陈然他们！他们死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们！”他终于不淡定起来，用力地拍打着胸膛，手铐被抖得哗哗作响，“就算刺刀捅进来，喷出血，也能染红明天的黎明！”他的脸涨得通红，失掉了风度，却添上了刚强勇毅。边上的看守张大了嘴，仿佛在呐喊是什么信仰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一位翩翩公子一瞬间变成了江湖豪杰般的人物。我愣在原地，心中空白又复杂，一阵一阵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敬佩、心疼、恐惧，还是不解？“谢谢……”我语无伦次地说道，“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吧。”我转身，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夕阳是凄美的殷红，刺痛了我的眼睛，耳边还回荡着他的笑声。

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定不去台湾，而是留在重庆做了一名小学教师。11月27日，32名共产党员被枪杀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当我在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沉默了许久，耳边回响的全是刘国志说过的一字一句，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他一脸憔悴的模样，唯有坚定的眼神和这没有生气的面孔格格不入，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解放的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