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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禅机》，开篇第一句就是李鸿章说清王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晚清末世的悲风扑面而来，让人内心不由一凛。时至今日，面对卖国贼，有些朋友多半会说，李氏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难怪会当卖国贼。可如果我们想想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形，也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胡林翼去安庆会曾国藩，看到英国的小火轮逆流直上，甚至连打起来的浪都可以掀翻清军船只时，当场昏倒，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一两只在今天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的小火轮，硬是吓趴了这位骁勇善战的湘军悍将。

国家命运如此多舛，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强国方法，有的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技术先走；有的认为必须广开民智，即教育先行。在《非常道》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蔡元培与范源濂二先生在办教育的方法上相对立，范说：“小学没办好，怎么能办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办好大学？所以，应该从小学开始整顿。”蔡针锋相对：“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然是先开始整顿大学。”争了半天，统一了意见：大、中、小学同时整顿。而对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被马歇尔、司徒雷登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的梁漱溟先生则一语中的，当年，他离开北大时说：“教育应当是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孱弱的中国在挣扎着爬起时，造就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复生临刑前赋诗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令人血脉贲张；抗战其间，周弃子一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令无数青年人投身杀敌；瞿秋白～这个自称“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误的领导者”的人，以珠玉之身参加革命，上刑场时，其以俄文吟唱《国际歌》，盘腿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不知怎地，司马竟闻之一笑。好一个“此地甚好”！也许，我该笑那姚秦时期“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的肇法师，面对生死，过于认真了吧。秋白若不参加革命，定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名言。这位先生一生都在向黑暗投枪，幼时的苦难非但没有扭曲他的人格，相反，“对爱的渴望反而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则是全然无缺的。”那么，所谓病态的情感是什么呢？先生在回答箫红“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时，说“是母性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其于厦门平民学校成立大会上说：“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先生的信念是坚定的，坚定到什么程度呢？请听他的最后话语吧：“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先生之所以笔力独到，也许就是龚自珍先生所说“文字缘同骨肉深”的缘故吧。

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先生所说的奴隶之邦到底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但在“文革”，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如火如荼地革文化的命：钱钟书烧水、任继愈拣粪、陈景润跳楼、冯友兰交代、章乃器被打（其新婚妻子陈者香被当场打死）…….我不想再摘抄下去了－心寒。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而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胡适之先生眼中“蛮干的漱溟”，老而弥坚，其于１９７３年，以８１岁高龄公然与“批林批孔”—这一伟大光荣而正确的路线唱反调：“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由此遭致近半年１００余次的批斗。公泰然处之，期间兴致来了，还能打几趟太极拳，在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表态的情况下，先生上台只一句话：“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志。”真绝人也！这位早在１９４１年就声称自己“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的老人在最后时刻到来时，以一句“我累了，我要休息”回答医生，司马闻之，不禁鼻酸泪出。也许，在那最后的一刻，先生还想等着睡醒后起身，重光孔子之学说。张中晓说：“在黑暗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显然，梁先生与以上诸位都做到了这一点。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的视固有的文化等如垃圾，不做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个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地发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