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只有得了重病才有机会让父亲牵着手乘坐汽车到城里寻医。那时，最高兴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是能够坐在公车松软的座位上，总有莫名的兴奋与激动。因为在一个农村小孩子的眼里，那总比颤悠悠地骑在黄牛背上安全舒坦又新奇。

到了城里的车站，如果说那配有一间狭小监控室的残旧的“院子”也算车站的话。车刚停住，一辆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围住公车门，那时，父亲总是抱着我从车上挤了下来。

我们是步行到医院的。沿途尽是摆地摊的小贩，有卖水果的，有卖小孩子玩意的，有卖女人首饰的，更多的是卖海鲜的。大鱼小虾一筐一箩，咸腥的海鲜水过街走巷，死了的鱼虾招惹来一大群的红头苍蝇，嗡嗡嗡。至今，那让人恶心的腥臭味我仍记忆犹新。

来到了十字路口处，车水马龙。父亲又抱起我，左顾右瞧，过了路口，他重重地舒了口气。

那时，到医院里找医生是一件艰难的事。有时，医生不在，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到医生来时我们已是饿的头昏眼花。

在归途的车上，我再也提不起兴趣去欣赏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而在父亲怀中酣然大睡。

从那时起，我在潜意识里排斥城市——那只是肮脏复杂、毫无秩序的比村镇大一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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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一天，我怀揣新生入学通知书，提着行囊重新踏上通往县城的公车。

推开车门那一刻，我惊呆了：一辆辆公交车安然有序地排成一字，身穿整洁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台上忙得不亦乐乎，还有巡警在车站出入口巡视。

“小妹，去哪？”一位笑容可掬的大叔在出口处打着招呼。我快步走去，他二话不说，接过我的行李放到他的谋生工具——三轮摩托车上。

坐在敞篷的三轮摩托车上，我搜索着，却怎么也寻不到地摊小贩的半点丝迹，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椰树，还有鲜嫩的花草。

“你们怎么都穿黄色夹克？”我望着其他的车夫，好奇地问大叔。

“这呀，是政府要求的。他们说这样便于管理，又有利于整治那些无执照驾驶的‘投机分子’，”说完，大叔若有所思，又接着说：“你瞧这路，这花，这草，这木，这些楼房，都是我们政府开展“136工程”所带来的，我这车还是去年政府扶贫时送的，人穷志可不能短呀！”大叔一脸自豪，“你可知道菠萝基地的建立，白沙湾、苞宅村等旅游景点的修建，还有粤海铁路的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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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叔！”

大叔一楞，猛一刹车，而后憨憨地笑着。

待我掏出钱时，大叔已在摩托车尾气中越走越远，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