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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马来半岛槟榔屿英国人的尼蒙橡胶园内，总管家辜紫云和葡萄牙妻子的次子辜鸿铭出生了。据说其和长子辜鸿德一样，头发微黄，皮肤白皙，眼睛泛蓝。少年时期的辜鸿铭家境殷实，后来成为了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义子。年方10岁时，随义父义母来到当时号称“世界工厂”的西方帝国——英国。而后他的求学足迹辗转于英德之间，先后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

　　辜鸿铭的语言学习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6500多行无韵诗，辜鸿铭在一个月后背得滚瓜烂熟。莎士比亚的37本戏剧，从两周读1本，到两周读3本，最后得出他的结论：“读莎翁，大喜大悲，大是大非，妙笔生花，兴奋不已，但就是让人感到太过热闹，少了一份深沉。”还不懂德语的时候，辜鸿铭就像念咒一样花半年时间将《浮士德》熟背下来，在他朗朗上口之后，义父布朗先生才开始讲解，使辜鸿铭的“思想由简入繁，由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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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时代的辜鸿铭，天资聪慧、名师赏识，9国语言的精通，13个博士学位的囊括，不可不谓意气风发。孙中山曾认为，中国懂英文者，仅有辜鸿铭、伍朝枢、陈有仁和半个王宠惠。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结束漫漫异国求学路，回到故乡槟城。次年，他与马建忠相识。马建忠被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刺激，“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马建忠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

　　与马建忠的“三日倾谈”，除了使辜鸿铭辞去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公职，更促使他从研究西方文化转向学习国学。而正是这次转折，开启他余生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同时，也完成了他成为“圣学拥趸”的自我改造。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就此成为辜鸿铭持守终生的定见，他坚信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

　　在爱丁堡求学的那段时间，每逢中国节日，辜鸿铭都会设下供桌、陈列酒菜，三跪九叩、遥祭先祖。房东太太挖苦他说：“你这样认认真真磕头，你的祖先就会来这里享用这些酒菜吗？”辜鸿铭彬彬有礼地还击：“你们到处给你们的祖先奉上鲜花，你们祖先是不是嗅到花香就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呢？”

　　从爱丁堡到市立图书馆需要乘坐公交车。在公交车上，周遭的英国人都鄙夷地看着辜鸿铭脑袋后面的辫子，不时讥讽。辜鸿铭干脆将报纸倒过来，读得津津有味。等他导演这幕戏的火候到了，他才操着一口流利的维多利亚式英文淡然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读，简直没意思。”一车英国人被震住，个个满脸通红。东邪辜鸿铭虚实相间、凌厉如剑的招式，可见一斑。他对东方文化的高度尊崇也就由此开始，从此醉心。

　　仅供一哂的仕途

　　辜鸿铭仅供一哂的仕途使他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屈辱的一段历史。他目睹了西方帝国与这个古老而飘摇国度的激烈对抗。

　　清末民初的中国仿佛一盘六博棋，对弈双方是封建专制和民主共和，然而棋盘下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权力较量，山河国运，何去何从，无人知晓。激流漩涡中的人物或浮或沉，变数万千。

　　1885年辜鸿铭进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余年。他帮助张之洞推行新政，创办近代高等学府——自强学堂，并任教习。张之洞是典型的中国封建士大夫代表，带有很强的中国儒臣特征。而辜鸿铭由西学转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远不及张之洞儒学底蕴的深厚，但在张之洞的影响下，他对儒学进行修习研讨直至膜拜推崇，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多年至交的思想基础。

　　然而20余年的主仆情谊并非毫无波折。“公车上书”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张之洞颇为推崇，称其“有天下之望”，而后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强学报》，张之洞捐款以示支持。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辜鸿铭提醒张之洞：“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然而张之洞并未理睬辜鸿铭的劝告，一意孤行支持维新派的运动。随着维新运动的纵深发展，维新派的思想与张之洞所代表的洋务派意见相左，尤其是随着维新派对“孔子改制”以及“民权思想”的宣传，使得张之洞越发不满。而维新派似乎对张之洞的种种不满不予理睬，这时张之洞才想起辜鸿铭的劝告。

　　随后的百日维新，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极富有悲剧色彩的政治运动。戊戌政变的发生，也不过只为其添上了一丝慷慨赴死的壮烈罢了。

　　种种结果无不印证着辜鸿铭对张之洞劝告的合理性，也印证了辜鸿铭在政治上的敏锐犀利。如果说辜鸿铭对康有为的看法或许带有阶级敌对的偏见，那么其对张之洞的评价不可谓不一针见血，目光独到。

　　辜鸿铭认为张之洞“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意思是过分注重大局，而忽视最本质最细微的东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学而不化”，而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症结所在。洋务运动仅仅机械地学习西方技术，并未取其内核，并结合中国国情而化用。这样的学习，无法救中国。

　　然而，辜鸿铭虽深知“学而不化”终将导致失败，却也无法给出如何救中国的正确答案。1908年宣统即位，辜鸿铭担任外交部侍郎。随后在蔡元培执掌北大的鼎盛时代，他执教英国文学。蔡元培辞职，辜鸿铭也随之辞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共和思潮成为社会主流，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辜鸿铭辞去公职。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国，日本人推荐他为张作霖的顾问。辜鸿铭最后拂袖而去，不仅是因为张作霖丝毫无视幕僚为宾朋的友善气度，更因为他能感觉到时事不允许他有如此选择。

　　乖张叛逆的“行为艺术家”

　　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德、法、意、拉丁等多国语言，擅长英文写作，曾出版《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札记》等书，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他积极向西方传递来自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极端保守：固守君主制；赞同男人纳妾女人缠足；固执地留着辫子，在那个全面抛弃旧社会种种的时代里，顽固地坚守着某些封建色彩。本为坚守“仁、静、诚、恒”等儒家字诀的学问家，却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辜鸿铭敢于在各种场合发表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毫不吝啬对慈禧太后的赞美，他写道：“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但同时他又在张之洞铺张扬厉，耗资钜万举行慈禧寿辰筵席时，编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来辛辣讥讽。

　　李鸿章权倾朝野时，辜鸿铭敢放言：“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袁世凯位及封疆，辜鸿铭除了讽刺其不讲学问犹如老妈子倒马桶之外，更是直接定性袁世凯为“贱种”。包括他对张之洞，也有“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的评价。

　　在严复译介《天演论》之时，世人均认为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论，但在辜鸿铭看来，不外乎是《中庸》中“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翻版，且大放厥词说：“恨不能杀严复林纾而谢天下！”包括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也被辜鸿铭认为是从《易经》中照搬，还不做索引以欺世人。

　　王公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辜鸿铭讥其为“出洋看洋画耳”。在上下皆倡议多开学堂普及教育时，辜鸿铭又泼出大瓢冷水：“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

　　种种的怪诞不经、桀骜不驯，如果仅仅是为了以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来收获籍藉之名，那就真成了一个天生叛逆人物。

　　辜鸿铭的确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

　　辜鸿铭曾有自勖联：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这应当为辜鸿铭立身之本。他曾向张之洞求问一部中国典籍中的“百通书”，张之洞给他推荐了《周易》，并提醒他注意“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句纲领。辜鸿铭奉此书为经典，奉此言为至理。

　　当嘉兴才子沈曾植对辜鸿铭说，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身上了。辜鸿铭果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他在《论语》译序中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向日本的伊藤博文赠送英译本《论语》时，被伊藤博文揶揄为保守派。辜鸿铭的反击为：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侠之大者胸中剑。和江湖中的那位东邪还不尽相同，黄药师追求出世，而辜鸿铭要的是以出世的态度入世。

　　辜鸿铭想卫名教，正民俗，强帝国，求大同。在局限于时代的条件下，伪装于狂狷的外形之下，传道于嬉笑怒骂之间，以怪诞对抗乱世强权，以孑孓身形向世界传达中国精神。

　　辜鸿铭爱用毛笔来作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他以为：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而辜鸿铭也恰如龙飞凤舞的毛笔，柔韧中带着刚健，在方寸天地用特立独行的间架结构来表达自己深邃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