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一个文明在兴盛时必然是孤独的。那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孤独。在一个民族以文明为其文饰时，也必然是用鄙夷看向四周那些被定为野蛮的民族。这必然又加重了文明的孤独。而历史自有它本具有的逻辑，历史绝不是在田园牧歌中行进的牧童轻快的脚步，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战争史。它是深藏在人们内心中最肮脏最邪恶思想的揭露，然后再在其外披上礼制的外衣。于是，历史长卷便这样满目疮痍而又气势汹汹地展开了。野蛮战胜了文明，落后毁灭了先进。其实，这也未必是件坏事。当文明本身轻蔑地向野蛮投去不屑而狂妄自大时，它已经成为了下一个野蛮和落后。而同时当野蛮向文明开刀并为此而卧薪尝胆，它也已经接过了文明的衣钵。所以说历史上没有永远的王者。便是大唐开元盛世如此，一场安史之乱便让它开始走向毁灭。那么生命如同白驹过隙的我们呢。是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还是在人生中磨砺好自己的武器，以搏击于长空呢。

二

很多人说，文人的虚伪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但是想象一下，在一个皇权高举，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一个以儒家礼仪为外衣，法治为内核，黄老为文饰的古代中国，又怎容得下孟子那样的浩然正气。中国的专制必然是以道德为基础，而道德基础所要求的社会的道德自觉必然是召唤专制的回归。在思想只是政治的附庸的古代中国，孟子那样的浩然正气必然会走向荀子礼制般的文人的虚伪，而孔子的“政者，正也”，不也显得万分天真了吗？至于老庄的闲适气度，文人们在得其皮毛后大感得意，以为得道之精髓，然又在仁义道德中大骂老庄无为之学的阴险，表现自身的不俗，可谓可怜。我们不能怪那些虚伪的文人，也不能怪我们的民族自身，毕竟民族无所谓优劣。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只能说，存在毕竟是合理的。

三

也许黄土文明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黄土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在禁锢我们自由的同时也禁锢了我的思想。我们不比海洋文明的古希腊，土地贫瘠的爱琴海沿岸迫使希腊的公民早早拥有了海洋般的勇气和体魄，同时也使古希腊闪耀起了理性和自由的光辉。古中国皇权的格外强大使得其需要民众的愚笨和懦弱。中国皇帝从不讲优生，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羸弱到无法反抗的人民。而那群头脑空空的羊儿们，对皇帝来说，又何尝不是优生呢。钱钟书说得好，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民学任何东西，现在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民学一样东西。可见这专制的迫害程度之深，历史之久远。我们不必去羡慕希腊的自由和民主，直到16世纪，我们还是西欧的向往呢。但我们也要抛却那自古到今留传下的优越感。我们要有自尊心，但我们不要优越感。历史是一种财富。拥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但背负历史包袱的民族是痛苦的，它可能会憎恨历史，进而憎恨民族自身。沙俄的彼得大帝是一例，英国也是一例。那样就真可谓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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