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灵魂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父亲那次头顶草末去我学校的情形。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县城去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后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目标和希望。

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我的小名）呐，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完大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

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的高利抬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捱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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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办法寻求帮助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农民推门走了进来：“赵守玉是住这屋吗？”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 “哎呀，你们学校可真大，找你可真不容易。咋样？病全好了？”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粘满了草末。 “好了，全好了。”一种怕人嘲笑的羞辱感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你怎么来了？”

父亲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眼神中的变化，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最后放心地点了点头：“好，全好了就好。”说着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抖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叠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了一种异样的光。 3000？我不由得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哪来的？借呗，抬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

孩子，咱家情况你也知道，这钱你可要节在（方言：节省的意思）着花呀！” 我捧着这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块钱，含着泪点了点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中午饭后准备回家，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到班级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了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村子里灯光闪烁时，我才来到了家门。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刮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父亲怎么？ “你找谁呀？”

一个中年妇女闻声走了出来。 我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狠狠地把书包一扔：“我找谁？我还要问你找谁呢？这是我的家！” “你的家？”妇女愣了一下，“噢，你是老赵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吧？这是放寒假了吧？怎么，你爸没告诉你吗？” “你到底是谁呀？” 女人笑了笑：“我是刚搬到这村的，你那回有病，你爸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什么？！”仿佛一声惊雷，我差点儿没坐到地上，“卖……卖给你了？那……那我爸……我爸呐？”

“他给别人看草垛去了，就住在20里外的野草甸子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一出门，泪水“呼”地一下涌了出来，我发疯般哭喊着，向着村外的野草甸子奔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山一样的草垛出现在了眼前。草垛边上，一个深入地下、半露于地面、上面覆满了草的地窨子出现在凄冷的月光下。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

“爸——”我泣叫一声，一下子跪倒在了父亲的面前。 父亲一愣，看清是我，急忙把我拉了起来：“快起来，回来了也好，吃饭了没有？” 那一夜，父亲只字未提卖房的事儿，只是絮絮地说了一宿的母亲。我整整淌了一宿的泪。 刚过十五，我便告别父亲准备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