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藉此文来论证如下观点：任何时代(尤其是现在)，浮士德精神对人类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一直凭此获得我们生命的意义和实现我们生命的价值，它是我们求取幸福的动力和获得幸福感的动因，正如它也是我们种种不幸的诱因一样。而启迪得出此观点的书《通往奴役之路》所致力的，正是批判这种精神的可恶。这使我的论证比预想要容易得多，我只需通过驳斥作者的观点便可实现对我的论点的反证，同时用不多的笔墨解释余下的原因。让我下定决心完成此论证的，是我们时代开始复兴的犬儒主义。而时下的哈耶克热恰是因为其书观点对这种口味的迎合尽管作者绝无此用意。在我们这样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和未经历社会主义历史的人，都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套相对严密说辞为自己的价值辩护：发泄对使自己遭受不公的体制的不满和肯定自己追求现实利益的行为。

浮士德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悲剧， 因为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恰在于一种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生活本身。 哈书所批判的就是这种追求自己设想的美好理想的自信精神，他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无法实现他们所憧憬的幻想乌托邦，更严重的是，它是我们身陷囹圄的罪魁。可惜，浮士德从根本上驳斥了这一论调，结果不是衡量追求过程失败与否的标准，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我们为目标不懈奋斗无论目标能否实现的动力，而过程则是我们生命成就感的来源。

如果有奴役存在并供我们通往的话，那么所谓自由有意旨什么呢?在奴役基础上定义自由，将其等同于自我解放是合乎逻辑。所以我们同理解自我解放来解读自由的意义。先从语言学角度将之分为主语自我和谓语解放两部分。自我所指什么呢，是灵还是肉?假如自我指的是精神的自我(假设存在这样的自我)，那么解放所意味的就是灵魂对肉体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成功，一个有趣的现象随之伴生灵魂成为飘荡的虚无无载体的飘荡和无法求证的虚无，这必然不是所谓解放的状态，自由是如此的空洞与虚无?但假若灵肉一体那么自我解放则是无意义的，是否我们开篇中一个未曾道明的预设人是被奴役着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呢?

我们竭尽全力追求一个我们并不十分确定其为何物的理想，并以这样的疯狂书写一段不短的历史，源自何处的动力促使我们这般行事?有关未来世界的设想我们所构想的宏伟蓝图产生的幻觉鼓动生生不息的人们为乌托邦梦想奋斗。在失败之后幸灾乐祸的嘲讽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容易的，虽然这么做是轻率的。不管如何，有一个事实我们是无法否认的，那些追求乌托邦的人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苦难是置之不理的，但他们的快乐同样不会等到实现目标那一刻的。问问我们得上一辈即使他们现在已经变得比我们还要现实(比如不会奢望自由民主社会在中国出现)，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幸福的故事：人们如何在吃不饱穿不暖岁月里寻欢作乐。千万不要无知地认为他们是苦中作乐，他们的享受来自劳动的过程。抱着同情的态度我们才能理解那些艰苦奋斗的人为什么认为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要知道，有理想的生活是多么的充实而富有诗意。

在乌托邦尚未被事实证明(它也只能被事实证明)其果真为乌托邦之前，对未带梦想深信不疑是可以理解甚至知道称道的，我们的理性根本不足以在我们追求之前就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乌托邦，一如我们的理性决定我们无法实现乌托邦一样。我们的理性最大的能力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事后诸葛，在计划失败之前，我们那里知道他会失败呢，即使我们现在已经用丰富的证据证明它必然要失败。

我且不说我们是否应该追求我们明知道无法实现的目标(事实上几乎没有这样的目标，因为我们明知道的东西及其优先)，因为我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一些我们无法确知其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可以说，差不多所有我们追求的都是这样东西，除非我们根本不追求任何东西。而自由恰是这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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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最富有煽动性的语句要数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更大的悲剧吗? 实际上，这句话可以更直白地表述为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尝试酿成了人类社会史上最大悲剧。这一点，每一位钟爱这句话的人，无论出于何种缘由，都是很明白的，包括那些对此不以为然的人。当然，作者的用意还不限于此，他的野心还在于表述这样一个观点：造成人类苦难的原因正是那种试图改变困境的伟大冲。作者反复强调，是一种本质的观念造成了极权主义，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对自身理性迷信，和由此产生的对乌托邦的向往。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在敏锐地捕捉到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一些相似之处后，作者并十分意识形态化地将它们概括为同伙。原因是它们都植根于追求理想的观念。然而，作者的实质逻辑在于它们都奉行相同的经济思想国家控制主义的计划经济。

他花了大量笔墨，无非想说明这样一点：凭借人类的智慧，是根本不可能建设出人间天国的，所以，我们不要对此抱有幻想。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对此，作者很狡猾的说道：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描述出一份有关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 其实，他已告诉我们，不要追求理想，那只会让现状变得更糟，我们要做的是深刻的反思我们从前那种为未来目标奋斗的愚蠢行为。至于对现状该怎么办，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当然，如果以下的重复可算是作者的忠告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作者并非对现状没有任何建议。他喋喋不休的劝告道，不要为未来设计美好的蓝图，更不要试图改变世界去实现它，万万不可为那些诱人的理想去奋斗，也不要为将来做任何宏大的计划。唯一办法是依靠自发的力量，消极的等待。

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和独裁是一对同义词。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自由世界的敌视促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政权独裁的别无选择。想一想，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落下病根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依靠强大政府控制来聚合社会力量，它如何与自由世界抗衡?或者，自由世界会放弃它霸道的普适主义情结?再看，法西斯国家的兴起，德、日、俄，无一例外的，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错过了殖民掠夺的机遇，而无限的欲望已被自由民主燃起。已有资源无法满足这些不断膨胀的欲望，它们集结成层叠的矛盾，在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的自由竞争价值观的诱导下(唯有在竞争中取胜，方能证明的能力，所以人人都竞相争夺)，走向法西斯。战争的爆发仅仅是对自由主义的报复，或者也可说是疏导矛盾的恩赐。

作者高扬个人主义，以至于忽略一个很基本的常识，正是个人主义观念所造成的私欲膨胀和单纯市场的恶性竞争，酿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最终累积成仇恨与狂热，以战争的形式宣泄出来，这才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作者对个人的崇信，在自己的框架里犯了一个常识的矛盾：既然人类的理性不足为凭，为何个人就值得依赖?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是不能计划的，那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善我们目前的处境呢?设想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也是一种错误吗?那至多不过是一种奢侈。对现实的承认绝不是理性，而是实质意义上的消极，绝望和无奈无法被证明是生命幸福的存在形式。我们怎可因我们的计划中偶有失败而对我们的能力丧失所有自信!

只要我们足够细心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用了一种很狡黠的论证方法。巧妙地利用了二战后人们对法西斯主义高度共识，尤其着重利用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感情仇恨和恐惧。在现在，不管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灾难的和没有经历的人，都绝对信奉法西斯主义是彻底的邪恶这一公理。如果说现代社会已没有什么真理的话，那这一条是个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谁证明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是一路人，那么他的观点会因披上道德外衣而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谁有这样的胆量去犯众怒呢?

作者是如何将一个常识性的道理颠覆过来并吸引了众多理论爱好者的推崇呢?他说，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相似，它们的根源是认为我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并设计了一套计划为实现此目标这样一种观念。一句话，积极追求理想的迷梦把人类引向奴役，我们一贯的浮士德精神是我们遭受极权主义劫难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包括自由主义人类文明种种成果有什么不是此种精神所生呢?

奴役是一个事实，无所谓通往与否。正如上文所言，人类自出生开始就不曾自由过，当然也不用幻想。唯一的可能是经济上的相对自由能减轻这种奴役，保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自由形同虚设，仅仅是名义上而已。然而，这种名义却是少部分人无所不为的挡箭牌，如果他们因不择手段只求利益而遭受责备，它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噢，朋友，你也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一样作。重要的是，你不可干涉的我的自由。是的，让每个个人都有能一定的财产确实要比贫穷的个人在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要安全得多，可是由此只能说明政治自由为经济自由所必须，同时政治自由也需以经济自由为凭仗。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着很强的国家主义情结，这是他们很多方面表现的相似的原因，但他们在统治手段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当然，这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是如何界定，如果异化后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的话，那或许他和法西斯主义并无二致。但原初的社会主义并不需要用恐怖统治，它对同志友爱的赞美上显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法西斯集团残酷无情的种族清洗有着天壤之别。

在福利国家的众多弱点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之后，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模式在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危害。但仍有一个问题我尚不明白：福利国家所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底在何种层面上削弱了个人政治自由?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完满的解答，那么我们所厌恶的或许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假如这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诚实的批评这种经济政策的不是，而不用将其种种缺陷归咎于我们所反感的意识形态。

自由是一种多么诱人的东西啊，尤其在它作为口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附带的一连串利益。与其说我们在为自由奋斗，不如说我们在捍卫在自由旗帜下的利益。这些利益，唯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创造出来，也必须靠自由的价值秩序维持。道理很简单，强者必须靠剥削弱者才可获得最多，当竞争秩序一定，且它的自由是无可置疑的，对于无法适应这套规则的弱者而言，自由竞争意味着仍人宰割。虽然他们也可偶然幻想获得剥削者的身份，而在自由社会里分一杯羹。也正出于这种幻想的诱惑，这些个人们安于真正的奴役现状。

社会变更与发展，依赖于两种行为创造与维持，这两点，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可以各司其职。在安定的年代，人们对理想主义者的责难是不足为奇的。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投资并自作聪明地嘲讽故去的革命者们的种种不是无疑是肤浅的，选择随波逐流以求飞黄腾达比用生命最为抵押明显要稳妥的多。只有现实主义者在现实的年代会如此理性地分析理想主义者的动机。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得到保障，然而，我们如何要求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走上街头呼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更为重要的是，在平等的掩盖之下，社会人口的大多数，总是那些等于一无所有的人。相较于民主而言，正义和公平或许更为必要，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重要的原则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以上所说皆为事实，那么认为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浮士德精神会通往奴役的论断是错误的。

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消极地等待听起来像来自上帝的自发的力量的救赎，而是勇敢地为未来设定一个美好的目标，并充满信心地去追求。唯一改变的是，在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