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许崇德先生于3月3日晚11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消息称，许崇德，著名法学家、著名政治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奠基人、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原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许崇德是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共出版专著、合著和参与编写学术书籍70多种，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重要见证人，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的辅助工作，全程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并参加起草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

　　许崇德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一定造诣，诗词散文、书画篆刻都有涉猎。编有三卷本《香草诗词》，出版了《许崇德诗草》《学而咏怀——许崇德诗词集》及杂文集《涓水苔痕》。

　　从小就很重视读书

　　1929年，许崇德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隶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小镇上，出生仅几个月爸爸就去世了。许崇德的外公是清朝时期的秀才，妈妈也是读古书长大的，后来在当地招收一些女学生，教她们读书。听着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长大，加之书香门第的文化熏陶，许崇德从小就很重视读书，“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抱着我唱唐诗”。

　　后来，许崇德上了洋学堂，妈妈对他要求颇为严格，不仅学习任务要完成，还要练习毛笔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母亲带着年幼的许崇德四处逃难，先后辗转江苏农村、上海租界地和皖南，但无论到哪里，许崇德都会被安排到当地的学校继续学业，努力不受战乱的影响。

　　当问及幼年遭遇战乱、四处逃难的境况，为何依然不放弃读书时，许老很平淡地说：“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念书是不能放弃的。”

　　命中注定学宪法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不能放弃念书”的许崇德考上了复旦大学学习法律。

　　许崇德说，当时是由于看到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有中国法官参与，遂立下要学习法律的念头。“因为战争原因，当时我讨厌侵犯中国的日本人，就想着怎么‘整’他们。看到法庭审判战犯用的武器是法律，于是决定了要学法。”许老一字一顿地说。

　　但这只是促使他选择法律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颇为有趣。“因为从小我数学老不及格，对数理化也没兴趣。”就这样，许崇德开始了漫长的“与法结缘”之路。

　　与宪法结缘还是在他进入复旦大学读书之后。

　　那时的宪法还叫做国家法。在复旦大学，有位叫做张志让的老师开了一门很“火”的课，主要剖析蒋介石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法。之所以“火”，是因为张老师讲得很透彻，学生们听得也津津有味、获益匪浅。这给了许崇德很大影响，让他喜欢上了国家法研究。

　　1950年本科毕业后，许崇德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太过凑巧的是，许崇德居然真得被分配到了自己喜欢的国家法研究方向，“正中下怀”，许老高兴地回忆道，“所以我说我也许是命中注定学宪法”。

　　全国第一期普选

　　1953年暑假，许崇德和同学们被派到山东泰安农村，参与全国第一期普选的试点工作。当时，选举法刚颁布，在“没有选举法、没有普选”意识的群众中间宣传并开展普选工作，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事情。

　　许崇德所在的工作队首先从培训当地青年团员开始，再一步步严格按照选举法进行实践，努力把选举和选举法讲得很通俗，整个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群众们觉得自己的选民证就如同一张“光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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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第一期普选的机会，国家也希望可以结合选民登记来进行人口普查。“当时一直说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但究竟新中国有多少人？不得而知。”

　　问题出现了。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当地妇女几乎全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怎么办？

　　“现起名字呗”，提到这个小插曲，许老颇为得意地说，“我给她们起了好多好多名字，告诉她们，‘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了’，她们都很高兴的。”

　　25岁进中南海

　　1954年，从山东普选试点回到北京，许崇德正赶上了当时新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招兵买马。作为学习宪法的“对口”人大研究生，他自然被选中进入了委员会。

　　委员会全部工作都在中南海展开，刚刚25岁的许崇德进驻中南海，开始了自己在秘书处资料组的工作。

　　当时，作为委员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崇德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收集整理各国宪法。最后成果是“印了三册资料”，分别是中国近代宪法、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宪法。

　　二是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当时的领导们大多打仗出身，得编一本类似于字典的名词解释给他们看。”

　　第三项工作才是重点。宪法的起草在全国征求意见，掀起了全民大讨论。许崇德所在的资料组负责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建议。

　　正是这段时间，我国淮河和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水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民群众们对宪法的讨论热情，这让许崇德记忆深刻。

　　“当时听说，有的地方，人们一边抗洪，一边抽空在河堤上学习讨论。”许崇德回忆说，“由于水灾，很多‘意见’都是先用防水的油纸一层层捆好，再专程由飞机运到北京。拆油纸的时候心情是很激动、很感动的”。

　　心怀这种感动，许崇德他们在中南海里日夜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宪法起草意见，并且分门别类，从几百万条意见中最终形成了一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亲历过当时场面的许崇德说：“宪法通过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墙外鞭炮声四起，很激动人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选出了1226名代表，为什么是1226名呢？因为怀仁堂只有1226把椅子。”每当回忆起这些有趣的小段子，许老总是显出惊人的记忆力。

　　就这样，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在中南海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全过程。

　　夺回自己的自行车

　　“‘文革’对我没多大影响。”回忆起十年动乱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的时光，许老平静地说。

　　也许，“文革”对于许崇德最大的“损失”就在于，这让他失去了自己勤奋摘抄了一箱的读书卡片，以及保留齐全的整套《新华日报》。

　　面对这些，许崇德似乎格外地乐观。“老发愁也没用，而且我也不觉得孤单，大家都一样。”许老说，他总是觉得，这一切终究会过去的。

　　当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许崇德的自行车被红卫兵征用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迟迟不见归还，这让他“耿耿于怀”，一直惦记着。

　　后来有一天，许崇德上街溜达，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就停在路边。想到当初配的两把车钥匙还有一把在手，许崇德上前开了车锁就把车骑回家了。

　　那个时代，给许老的回忆依然是这么平静而有趣。

　　本分的教书匠

　　做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匠”，许崇德似乎格外“本分”，从没有考虑过要换工作，只是埋头做学问、带学生。

　　人大毕业后，许崇德留校任教。“第一次上课不紧张”，许老说，当时都是集体备课，要先写出讲稿，经教研室通过后再去给学生上课。

　　许崇德面对的第一拨学生都是有着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同志们，几乎都比自己年龄大。“我和他们就是同志关系，跟后来那么多学生也都是同志关系。”许老生前半幽默半认真地总结道。

　　到现在为止，他一共培养了近六十个博士生，这其中不乏韩大元、王振民等业界精英

　　许崇德说，学术之于他，也是责任、也是兴趣，“其乐无穷”。面对“为什么选择一直当老师”的问题，许老说，可以培养出人才，桃李满天下。“我妈妈也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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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他说这些都是用来“调剂生活、调剂心情”，只是闲暇时的自娱自乐。

　　许老的故事很多，说起这些故事，依然低调、淡然与世无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