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块他最爱吃的提拉米苏蛋糕。尝了一口之后，他侧过脸望向窗外，刚刚还是倾盆大雨，这会儿已有几缕阳光洒落进来。这就是10月初斯德哥尔摩的天气，说变就变，让人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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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目光温和，脸上最突出的是他高高耸起的鹰钩鼻。透过玻璃窗，托马斯看不见等在楼下的众多记者，但他知道他们一定在那里。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 时，他们都会提前聚在那里，连托马斯自己都不再期盼获奖时，他们仍然相信可能会是他。不过，托马斯知道，一会儿他们不会像往年一样默默地离开，而将摁门铃 走进来，因为刚刚托马斯接到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电话：他获奖了。

一份迟来的礼物

“喔，今天这里真是一团糟呀!”刚进门的女儿珀拉给了托马斯一个大大的拥抱，看着满屋子的记者，开玩笑说。的确，数个摄像机和太多的记者让房间显得 拥挤零乱。只有托马斯安静地坐在那里，妻子莫尼卡坐在他旁边，向记者们解读他的语义。自1990年中风后，托马斯就有了语言障碍，当记者问到想过自己会得 奖吗?他说“Ja”(瑞典语：是的)，这是他能清晰说出的少数几个单词之一。“不，我们从未想到会得奖。”莫尼卡几乎同时回答。托马斯微笑着，抬起左手， 优雅地在空中挥舞了几下。

作为瑞典国宝级诗人，几年前托马斯已从韦斯特罗斯搬到首都斯德哥尔摩，住在市政府特拨的、大约90平方米的公寓里。房子虽然不大，但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海。

作为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托马斯被誉为“西方最后一个诗歌巨匠”。而记者为此专访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时，他说：“这 样的评价，对托马斯来说是实至名归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10年前就说过：“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一首诗能写10年

托马斯13岁就开始写作。1955年，24岁的托马斯甫一出版处女诗集《17首》便技惊四座，四年后第二部《途中的秘密》更是轰动诗坛，年纪轻轻便成为瑞典诗歌的代表人物。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万物燃烧。”“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像一座骑士的雕塑”，“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都是标准的托马斯式的诗句。

他的诗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通过精准的描写，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他的诗被称为“小孩子都能读懂的诗”。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特朗斯特罗姆“通过其凝练、通透的意象，给予我们通往现实的崭新路径”。

诗人于坚认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之于瑞典语，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他的诗，充满了味道、颜色、振动和杂音，与保罗·瓦莱里的“纯诗”相近；和20世纪的叶芝、里尔克、艾略特、聂鲁达、希克梅特等大诗人一样，他的诗，具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东西。

其实，托马斯的作品并不多。他一年最多写三首诗，而且往往一首诗要花几年时间才完成，长诗《画廊》几乎用了10年时间，而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也历经七年。迄今为止，包括他中风后所写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只有200多首，但“大部分都是精品”。

莫尼卡曾说：“有人以为托马斯的作品少，是因为他上半天班的缘故。但即使他不上班，作品也不会多到哪儿去。他写诗确实很慢。”

托马斯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心理医生，一直都是，直到他中风。

1956年，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托马斯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实验研究所工作。之后，他在少年犯监狱和劳工市场研究所从事心理 辅导工作。作为心理医生，他深受少年犯、残疾人和瘾君子们的尊重；同时，他的职业生涯也给他的诗歌增添了直指人心的深刻。托马斯曾直白地说过自己当心理医 生的原因：“我不愿身处这样一种境地，就是我必须为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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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诗人，托马斯的作品描述过梦；但作为心理医生，他却一直拒绝解梦。一次，他的一个朋友联系他，希望能和他见面并探讨有关弗洛伊德的梦的话题，他毫不犹豫 地拒绝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多少有点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我这样说，并非指他脱离时代，而是指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内心沉静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知道如何引导强大的动力穿越生与死的黑暗。”北岛说。

托马斯更愿提及的是绘画和音乐。年轻时他甚至在音乐和诗歌之间多次徘徊，犹豫不决。尽管后来专心做了诗人，但他从未放弃过音乐。中风前，每次电台、 电视台采访他时，他都要把自己的作品配上音乐，亲自朗诵。“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 画接近。”他说。
中风后的托马斯坚持左手弹钢琴，如今也已炉火纯青。获奖当日，托马斯在钢琴前坐下，弹了一曲，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心声：喜悦。
少年老成和返老还童
“‘我的一生’，一想到这词句，我就在眼前看见一道光。再细看，它形如有头有尾的彗星。最明亮的是头，那是我的童年时代。那最初的阶段，我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较长的部分，是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却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相当靠后的部分了……”这是托马斯的回忆录——《回忆看见我》的开篇。
托马斯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其时瑞典是中立国，但邻居挪威、丹麦纷纷被占领，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了一个“教授一样的小男孩，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
也许正是得益于少年早慧，托马斯的诗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18岁那年，他写出最早期作品之一《果戈理》，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并在结尾处用一个辉煌的意象照亮全诗：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北岛语)中风后的托马斯也没放弃创作，身体的变化带来对人生更深的思考，使他的作品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浓，语句却更加精练而富有哲理，“诗歌就是坐禅，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
中风使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妻子莫尼卡，谁也听不懂。莫尼卡每次都是贴近托马斯，和他四目对视，解读他的内心。莫尼卡20岁时就和托马斯结了婚，在托马斯病后，她辞去了护士的工作，专心地做起了托马斯的专职护士，守候着他。托马斯作诗描述了病中那种内在的黑暗：“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而莫尼卡则帮他跨越了语言障碍，也跨越了他的“黑夜”。
在莫尼卡面前，托马斯总是扮演老顽童的角色。一次，有人问托马斯除了诗歌，是否还写有文论或随笔等，托马斯刚刚作出肯定的回答，莫尼卡便探过身来，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都在哪儿呢?”托马斯好像偷吃糖果被逮到的小孩，冲着莫尼卡顽皮地大叫，“Ja，Ja”。
托马斯写过一首诗《上海的街》：“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富有童趣的意象来自他多年前在上海的经历。那是1985年，他第一次到中国。
因为托马斯的获奖，《上海的街》也随之被人们翻了出来得以传诵。瑞典媒体报道，世界上超过50个国家的出版商和图书经销商会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再版他的诗作。
外界的喧嚣中，托马斯和莫尼卡却另有打算，他们计划去斯德哥尔摩近郊的海龙马岛上过周末。那里有一幢托马斯外祖父留下的、曾招待过无数诗人、被称为“蓝房子”的住所，也是托马斯最爱的地方。房子里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最喜欢坐在窗边读书。北欧静谧、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托马斯的诗风是如此恒定，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