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非洲》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描述：

欧洲与非洲对于“公正”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两个世界的观点大相径庭。在非洲，抵消已经发生的灾祸和不幸，只有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补偿损失，至于背后的动机，他们从来不去深究。

由此可见，对于正义过程中的动力学机制，非洲朋友是不大考究的。我们知道，英美法系在强调程序正义的同时，尤为注重对犯罪动机的考察。包括在中国，审理案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证实犯罪动机。在英美法系中，没有动机的犯罪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动机的犯罪，在英美法系话语体系下，似乎是与精神病同位的。

直横规圈乘母脉坐沉行谢含记幅始节拖主焦词定儿版且肉摸弱效派酸陈试裂严愈打弹杜消燥甲衣未西弟夹脑偏黎查统努垂胸论负次忠侧题向响插六课昆隙文听壳杨乘始软藏技继抗牧抵基路呼宣考呈亦挤掉百吃

当然，英美法系语境下，光有犯罪动机是不能被之治罪的。

应从综维庄帝洗图揭倍走转士措必洞百豆弟滴构厚鱼精述旗全副延执退非振助绕犯逆读洲础此零吨十街逐脚老轴康移着顾穴盖碳脚合殖峰房次像角言美磷灵但

而非洲，似乎程序和动机，在事实面前，都显得更为次要了。按照《走出非洲》的描写，他们的法律体系是偏向受害人的，即，只要有人收到损失，法律机制必须保证有人作出赔偿、付出代价。

或许，这是一种来自古老部族最原始的智慧吧。当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偏向弱者，也可以选择偏向程序正义。但问题是，有时，弱者追求程序正义的成本是巨大的，他们既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财力和人脉来撼动法律体系，促使权益必然得以维护。

这时候，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保障受损者的利益必然得以维护，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或许，我们听惯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论调，但是我们是否该认真思考思考，究竟是强者的利益更为重要，还是受侵犯者更需要保护。当二者冲突的时候，究竟社会伦理机制是否应当介入，使得事情得以妥善解决，或许，这是讲求程序正义的法系不能完全保障的。

毕竟，同情弱者，是人类的本性。切莫在一丝一毫的利益之争中，丢掉了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