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00多年前，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80多年前，日本在南京展开了维持一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在中国探索的道路上一深一浅地慢慢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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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面大旗，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的概念介绍给当时的年轻人。在当时，《新青年》的诞生可以说像一道惊雷，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然而前景并不乐观，有许多绊脚石在前面未知路段等着他们，林纾先生的《荆生》和《妖梦》，狠狠地批判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李大钊、胡适等人，《荆生》其中的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另一篇小说叫《妖梦》，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林老爷子写的这两篇文章就放弃，但紧接着传来的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这个惊天炸雷，五四运动就轰轰烈烈地火速开展，“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标语，充分说明青年对国家的热爱，一个人，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强力支撑，倚仗人家的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的卑微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这剂药方，在路上了，新文化运动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再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事实，一系列因素使得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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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有觉醒，国家才有希望，先辈们探索了一个多世纪，找到了这个药方，所有幸福都要付出相应代价；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受了这代价，一个世纪前，他们多方探索，终于找到了一张救国药方。他们实现了光荣与梦想。中国就像一个孩子，喝下了这剂药方，它开始治愈中国落后的制度，送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时代。

他们实现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