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父亲早逝，家庭贫困，母亲教年少的儿子学问时，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在沙地上画出字来教授给他。母亲曾经对他讲述其先父的事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小官吏，夜间在烛下看案卷，屡屡掩卷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个死刑犯，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做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的。”

　　不到20岁的欧阳修首次在湖北随州应举就失败。韩愈古文是他向往的境界。但当时的“高考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周围的同学津津乐道的，不是西昆体诗就是杨刘时文。所谓西昆体诗，是以《西昆酬唱集》一书得名的，无病呻吟，雕章琢句，缺乏思想内容。

　　又过了两年，欧阳修再次应举，仍未得中。两度落第，使他不免沮丧，在“高考指挥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21岁的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会汉阳军长官胥偃，这篇并不高明的“时文”让胥偃“一见而奇之”，不久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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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随未来岳父来到京师汴梁。在开封三试第一，荣选为进士，被特授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忘不了这人生极荣耀的一刻，欧阳修等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欧阳修23岁就步入了帝国的最高人才层，看来官运来了。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为革除弊端，上章批评时政，指陈时弊，惹恼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饶州。肩负言谏之责的高若讷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肆意诋毁范仲淹的人格。欧阳修气愤不过，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在一番冷嘲热讽之后得出结论：“足下非君子也。”因为这封意气用事的信函，欧阳修被贬为湖北夷陵县令。

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没有什么书籍可供他消遣，他便取出旧案卷反复阅读，看到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于是欧阳修发誓，即使是当个县令小官，对待政务也绝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半点的疏忽。之后，欧阳修在各地辗转做地方官多年，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深受百姓拥戴的政绩。

　　范仲淹又被起用了，他想招欧阳修前去担任掌书记，并已奏请朝廷获得同意，但欧阳修却叹道：“我当时为范公仗义直言，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和他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竟然推辞不去。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经过4年的贬谪生涯，重回开封，升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选精明强干的人做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范仲淹的条陈和欧阳修的建议，一度被宋仁宗采纳并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可是，保守势力借“朋党”之说在朝中大造舆论，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罢免革新派的职位。欧阳修被这些狭隘小人的阴谋伎俩激怒了，他连夜奋笔疾书，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这就是尖锐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据的《朋党论》。

　　遗憾的是，不管欧阳修的陈词多么恳切、说理多么充分、罗列的事实多么有说服力，宋仁宗还是一道圣旨，罢免了杜衍、范仲淹等4名革新派官员的官职，“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势。

　　守旧派将矛头对准欧阳修，伪造了所谓的“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

　　欧阳修被贬赴任滁州。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了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自己刚满40岁的年龄，自称“醉翁”。

　　后来，欧阳修由滁州改守扬州。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六月，欧阳修受命回京，这时他离开京都已近10年。宋仁宗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近半百，也未免有恻然之叹，次年便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后，有一批人落了选，他们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还是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开始学着写内容充实、文风朴素的文章了。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依新标准录取进士的事被称为科举史上的盛举。其中大多数被录取的人在此后几十年里，都成为北宋的名臣。这批进士中，日后做到三品以上高官的有9人，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做到副宰相以上的有7人。不仅如此，宋朝几大学术流派的重要人物，如“洛学”的程颢，王安石“新学”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等，都在这次科举中同时被取。而后来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有3人也是这一届科举同时被录取的考生，即苏轼、苏辙两兄弟和曾巩。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对于后世文风的改变有很大的作用。他影响并聚合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和文学家，使他们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基本力量。

　　但欧阳修的霉运又来了。这一次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还是与绯闻有关。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不料欧阳修却上书要求严肃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氏有染。和欧阳修有宿怨的朝廷官员蒋之奇拿这事儿做起文章，出示的证据又是欧阳修的一首名为《醉蓬莱》的轻薄艳词“见羞容敛翠”，欧阳修气得几乎吐血。诸大臣为他辩护，连刚做皇帝的宋神宗都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品德毫不怀疑。但欧阳修仍大病一场，病愈后心灰意懒。尽管蒋之奇遭黜，可他实在不想在京城待下去了。

　　桃色事件对欧阳修确实有特别的杀伤力，而他又总是被这类绯闻轻易击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阳修有软肋，喜欢与妓女玩乐。他是性情中人，天性率真，不拘小节，以为只要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天天和歌伎泡在一起也不在乎。欧阳修这种恣意享受、无所顾忌的态度，表现在词之创作上，便是写出了大量所谓“艳词”。

　　欧阳修晚年官运亨通，步步荣显。但当年“两上司谏书”时的英气和“庆历新政”时的锐气已经不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64岁的欧阳修由知青州改知蔡州，这时，那个充满朝气、奋力拼搏的欧阳修早已不存在了。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秋的一天夜里，欧阳修在私第窗下闻秋风有感，写了一篇《秋声赋》，借肃杀之秋景，抒发其惆怅心情，由秋风联想到万物之凋零、岁月之易逝，从而感叹世事之艰辛、人生道路之坎坷多难。《秋声赋》是悲秋赋，更是伤心赋。欧阳修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他从激进渐趋保守的思想历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退隐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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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老了。人总有老的一天，那一天来得太不经意。

　　现在，轮到他对更年轻的一代表明政治立场了，那就是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立场和打压态度。欧阳修觉得自己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他只能接受渐进式改革。欧阳修一生都有清明的政治理想，但在王安石“更高、更快、更远”的变法面前，他茫然失措，与韩琦、富弼等“庆历新政”的旧臣一起，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循守，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在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他差点被问罪，不过宋神宗和王安石宽恕了他，原因是他已经64岁了，已是一代文宗。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65岁的欧阳修如愿以偿得以归隐，终日荡桨泛舟在颍州西湖之上。“轻舟短棹西湖好”，欧阳修的《采桑子》一共写了10首，皆以“西湖好”为首句，可见，身心憔悴、屡经官场动荡的欧阳老人，回归自然之后是多么欢欣。他真的醉了，沉醉于人生终极的欢情，他成为最彻底的“醉翁”了。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六一居士”即撒手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