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附属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因为楼层太高，所以乘坐了那种升降式电梯。速度是挺快，一升一降眨眼就到了。说出来还真是丢脸，坐那电梯，几个大学生还在里面大呼小叫，像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无知。不过那种滋味实在是特别难受，失重与超重的感觉，让我出了电梯，头还晕了很久。再次上楼的时候，尽管是令人生畏的七楼，我们一群人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楼梯。

电梯里有一个人，专门有个凳子搁在那里，他坐在那里，给需要上下楼的按楼层按钮。是专职工作吗？我想到了千里之外的父亲。听说他去年从工厂宿舍的门卫值班室调到了工厂的库房，专门管上下货物及电梯的升降。门卫？电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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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打电话时一再强调他的工资没有变，只是换了个岗位而已。他总是让我不要太节约，好似他的钱来得很容易。然而，我怎能不清楚他的境况，他快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和那些身强力壮的壮小伙一起搬运沉重的货物，下一车货才七块多钱。下完了货，再通过电梯运到公司的库房。一个普通的电梯工，在那高消费的南方城市，月工资七百多元，要何等的节俭，才能撑起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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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善良的他让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进了职工宿舍，尽管在那工作了那么多年，还是被经理毫不留情地下调到那种辛劳的岗位。

过年时看见父亲，他又明显的苍老得更多了。满脸刻满了岁月瘢痕的皱纹，稀稀疏疏并秃了顶的头发，长长细细几近枯槁的手指，那因为长年的重体力活使得青筋暴突的手臂，一米七六的个儿只有不到一百一十斤的体重从身后远远的看去，他单薄的身体颤微微地晃着，让人很是担心。

父亲也不喜欢电梯的那种超重、失重的感觉吧，谁又会喜欢呢，何况他又那么大的年纪了。然而生活所迫，数万元沉重的债务，二十多年来骨肉分离的日子他老了，再也不能如以前那样，挺着瘦弱的身体干两份的工。他的眼睛都很老花了，很多时候都离不开老花镜，他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上楼走远路都不利索了，若不是多年的老工人，在那个到处是廉价的劳动力的大城市里到哪里再去找这样一份工？

他有天从嘴里迸出的一句话：“我最多再活五年”吓了我一跳，末了，那无限的惆怅与悲哀涌了上来。我知道他身体素来不好，刚打工时，为了多节约点钱寄回家，他吃了两年的泡面，直到自己吃到胃出血还倔强地不肯进医院。去年，他因为咯血住了几天院，拿了一点药，便一直心疼不已，挣扎着又回到了岗位。是否已经完全康复也不得而知。作为一名记者，这几年来接触了很多留守儿童，在他们的眼里总能发现似曾相识的泪光，其实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三岁起便被扔在了那不能称之为“家”的家，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眼泪和抱怨，我只能坚强地带着年幼的妹妹长大，不断地使自己更加优秀，以报答那生命之重的恩情。然而我是多么的担心啊，我希望四口之家在二十年后能再一次完整，完整地弥补家的味道，家的幸福，眼看着即将来临的曙光，他怎么能够不坚持下去？仍是满心的愧疚，父亲如此操劳，自己却仍在碌碌无为地度过每一天。其实还有同样多年在外辛劳的母亲以及我那才华横溢却不得不早早辍学打工的妹妹，他们是我身上背负的沉重担子，也是促使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是的，唯有不断前行，尽管道路遥遥，却仍有光明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期待，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