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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读完《荆柯刺秦王》一文，荆柯那深沉刚毅、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形象，就突现在我的眼前。谁不钦佩他“独提七尺剑，深入虎狼秦”的胆略?谁不赞扬他“图穷而匕首见”，刺赢政于秦廷的壮举?尤其“易水送别”一幕，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唐人骆宾王诗曰: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扰寒。写出了后世多少的同感。看来荆柯的确够得上一个英雄。

然而，掩卷沉思，却又产生了疑团。刑柯生活在战国后期，强大的秦国打破了七雄争霸的局面。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荆柯想要阻挠这种趋势，无异于峻臂挡车，自取灭亡。他甚至天真地想挟持秦王，得到秦王退还诸侯土地的诺言。司马迁曾借蔺相如之口指出: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刑柯还死死抱住“信义”那一套不放，真是白日做梦!再退一万步说，荆柯果真杀死了秦王，能保住弱小的燕国不被秦灭掉吗?荆卿是勇敢的，敢爱敢恨，敢于蔑视强暴，但他的行动却是愚蠢的。这不禁使我想起西班牙的骑士堂吉诃德。

一个人行侠仗义，济困扶危，梦想单枪匹马恢复那已死的骑士制度;一个人行侠仗义，扶弱抑强，幻想靠个人恐怖行动来挽救业已崩溃的诸侯割据局面。两人相隔一千多年，相距几万里，而“倒行逆施”的做法又何其相似乃尔!还有一种人，推崇荆柯“知恩必报”的精神。陶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诗句最能代表这部分人的观点。知己知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燕丹了解荆柯吗?实际上正是燕丹派遣一介勇夫秦舞阳为副，’迫使荆柯提前出发，因而播下这次行刺失败的种子。燕丹之所以百般礼遇荆柯，无非是笼络他，让他死心塌地替自己报秦王“见陵”之仇，保住燕国的宗庙社稠o如此看来，荆柯算不得英雄，他既不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又不能“择善而从”，他只是个被燕太子丹收买了的刺客，一个地地道道的刺客，一个令人惋惜的悲剧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