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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的罗马街头，一个记者，一位公主，驾着一辆轻便的小摩托车悠闲地穿梭在罗马的街头巷尾。公主穿了一袭半截式蓬蓬裙侧身坐在后座，轻轻从后边双手环抱着一身黑色西装的他，在罗马的每一条大街，每一个弄堂中都留下了她的笑声。

或许在许多资深影迷的眼中，这辆载着隔里高利·派克和奥黛丽·赫本漫行在大街小巷的摩托车正是意大利生活的精髓。文艺作品中呈现的车，意义往往不是纯粹的，每一帧都是作者酝酿的深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设计的四轮大平板车，《骆驼祥子》中祥子一辈子梦想拥有的黄包车轰鸣，疾驰，尽头，这些都是对车的形容词，情节不同，却都不可避免地驶向幻灭。车来车往，究竟驶向何方，我们又在去哪儿的路上，这些问题似乎一直没有答案。

但好在这些问题并不会让我们太过惶恐，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对于这种情绪做了充分的表达：“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它承载了每个人几乎从出生到死亡的大半时光，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踌躇不前而为谁停留。”小时候从幼儿园开始，我的爷爷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接送我的任务。那个时代电瓶车已经开始流行。我已经说不清爷爷买的第一辆电动车是什么样的，但依稀记得是一辆粉红色的，颇有些不符合老人身份的电动车。说真的，对于那种吱吱呀呀的自行车，我完全没有什么深刻记忆。我印象中只有这辆粉色电动车，它不仅仅载着我们祖孙二人行驶在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也载着我们四处溜达，去大街小巷触碰历史的每一寸肌肤。城市里或著名或陌生的土地上，都留下过轮胎的纹路。这辆小小的电动车在我的印象里，意味着童年、自由和快乐。

稍微长大一点后，我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也是我爷爷送给我的，也是粉红色的。我手脚不算协调，不像有些孩子天生就会骑车，刚开始学的时候，爷爷在后面扶着车座，一路小跑跟着保护我，我觉得这两个轮子的怪物似乎总想和我作对，总想把我甩下去，车把手也不听使唤，像是拥有了扭转乾坤的力道一般。当我的车技稍稍娴熟一点儿时，我便骑着小车在小区里转悠，蹬着蹬着竟有些得意忘形，于是摔了学车以来的第一跤，这一跤就让我吃了大苦左臂两根骨头断了，还体会到了人生第一次被推进手术室的滋味。从此后，我对车的印象就是驾驭，有力，甚至受伤，这些词让我第一次直面人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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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上了初中，上了高中，都是离家很近的学校，周围人买私家车的，同学中自己骑车上学的，都越来越多。可在我们家，依然是爸爸或妈妈骑车接送我。虽然嘴上说着自己该独立了，可当他们把车推过来的时候，我依然会很自然地坐上去。有一次，可能是爸爸妈妈突然有事，我走出校园，竟然一眼看到了在人群中张望我的爷爷，我走上前去，爷爷接过我的书包放到车前的踏板上，然后很自然地拍拍后座示意我坐上去，一如之前十几年很多个放学时刻。这十几年间，爷爷的电动车换了又换，可以说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在不断更新。直到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原来一辆小小的电动车，可以带给我如此多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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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夸张地说，我对汽车是全然没有好感的：汽车在我眼里更像是一个大铁笼，小小的立方里充斥着压迫感，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车只是一个载体，车怎么会驶向沉重呢？真正沉重的其实是我们：时代的变迁，学业的繁重，社会的压力每一样都将矛头指向我们，我们越来越局促不安，越来越焦躁无力。车与路，往往并道而驰，可是科技在改进车，在使其更快捷更方便的同时，却一个疏忽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车水马龙，行色匆匆，我们本身也是车，在寂寞的城市里昼出夜伏。好在我们的生活又不全是物质的，虽然永远都无法回到木心先生诗中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世界，但当我坐上爷爷的电动车后座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一切不知所终的彷徨，我知道这辆车会带我驶向最温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