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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与亲民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亲民含于其中，无亲民即无所谓明明德，无明明德则哪来所谓亲民之存在。阳明举《尧典》说法，其说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属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亲民?在阳明看来，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又岂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

再说，作与亲相对应，但并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以下讲到治国、平天下等处，都对新字没有发表阐述。

正如郑珍感叹的，由于朱子之猵狭，致使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郑珍于是表彰道，王阳明复古之功不可没也。